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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 主讲人：刘魁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一 最近一个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扩大一点说，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这股热情的高涨，我想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公布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样一项活动可以解释得了的。相反的倒是，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大民众有了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要求，才促成了这样一项举措的诞生。 这种热情有它的时空背景和它的历史必然性。这与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看成是它的扩展、深入和继续。在我们今天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对它进行学理分析的时候，就不能不连带地或者说是扩大地涉及到整个精神文化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枝节性的、方法和手段性的举措，而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在这个背景下，谈论文化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同样的，在谈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也不能脱离开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大背景。 ——长期以来，对于传统的漠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传统，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想凭空地从虚无中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天地的企图，没有结出理想的果实。今天的这种全民的反思和觉醒是用相当的代价换来的。痛定思痛，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理性，重新审视和辨析我们的传统的民族文化遗产。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地明确了全面、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方向。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成为了题中应有之义。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意义。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项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势撞击。强势的外来文化会被一些人视为时尚，而时尚久而久之会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的价值观。面对这种趋向单一的文化模式，人们感到极有必要挖掘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近二十年来，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珍爱，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潮流。这在相当程度上，从外部影响到我们对于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态度。 二 如果从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两者关系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待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就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具有本质意义的立场转变。中国经历了几次中外文化交融的繁盛时期。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体保持着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明清以来，先有耶稣会士的传教，和某些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后有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改变了原有的文化格局。这期间，针对外来文化提出了种种主张，什么全盘西化，什么“中体西用”，什么全面复古，不论哪一种态度，总括起来说，都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对立。 在长期的大一统体制理念的约束下，我们并不强烈地感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存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仅仅是中国，这种“天下观”不可能使我们的民族立场充分地显现出来。只有当国门被情愿不情愿地打开之后，在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面前，为了解决民族的存亡问题，才苏醒了我们的民族自觉意识。 当我们今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时候，我们正对自己既往的立场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当我们意识到地球是整个人类家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狭隘地认为保护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仅仅是单纯地涉及到我们民族命运的重要问题，同时已经把这一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建设全人类的文化，使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的发展基础和前景。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民族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或者说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立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应该说，民族主义的立场针对曾经喧嚣一时的“欧洲文化中心论”以及“欧洲文化唯一论”等论调，肯定是具有现实和进步意义的。它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以前，当人们喋喋不休地争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全面复古，或者是中体西用的时候，实际上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一种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总是把西方文化作为与“我们”相对立的、非此即彼、不能相融相济共同繁荣的“他们”来看待。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面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新课题，这种立场的转变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它会使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方针和措施等方面，都有很大程度的观念更新和态度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