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个人建站.docVIP

财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① Rudolf Goldscheid 著 刘志广译 一、财政社会学及其重要性 　　国家起源于防卫目的和满足公共财政需求。这两个因素从法律上赋予国家作为社团的严格地位。因此，缺少财政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财政学没有社会学基础是现在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大的缺陷。只有社会学能够说明我们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决定公共需求的，并指出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公共需求的方式，以及社会模式及其演化是如何最终决定公共支出与公共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从长期来看，一个共同体的支出和收入不可能被孤立地看待，它们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相互功能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是怎样和从何处取得收入的，我将指出你们支出预算的式样。同样，也可以反过来应用：只要你告诉我你们想将钱花在什么地方，我将指出你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需要的收入，你们必须依靠哪些社会阶层以及你们所需要的行政组织的规模和类型。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间相互依赖的作用机制应该是公共财政学的基本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常有试验性的开始，但从未得到一致的延续，取而代之的只是纯粹表面化的比较，问题被搁置起来，而不管从实践上说是否更适合于减少或增加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财政学并不会对揭示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功能关系产生特别的需要。 　　财政②的形式总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演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税收斗争是最早的阶级斗争形式，而且即使是人类社会最强有力的精神运动，财政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伟大的宗教革命也深深根植于难以承受的税收压力。另外，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绝大部分革命的失败都可归结于相同的社会根源，那就是缺乏与胜利阶级相适应的财政政策。 　　财政学主要研究国家的财政问题，但它从来没有停止追问谁才是真正的国家。事实是怎样的呢？在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国家的早期阶段进行严格的阶级划分看起来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外部保护、权力和部分阶级的富裕是以其他人为代价的，而这也正是贡赋制度的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公共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今天来说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实际上，就某些方面来说，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既无法忽视过去的财政条件，也无法对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事实与我们看到的相反，财政建立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上，其基础比我们今天最为发达的现代国家还要坚实，税务国家没有财产，并且总是深陷债务之中。从古代社会直至中世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财产，虽然其形式表现为国王的个人财产。事实上，有些时候，这些财产是如此巨大，什一税、税收或者关税通常都是临时性的，通常只是作为公共财产的补充进行征集。也就是说，用来承担因为战争或战争的结果，或统治者管理不善和浪费等导致的额外开支。只是后来国家才在最好称之为渐进的夺取国家的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失去其财产。夺取所有权运动距今已经很久，但它是导致同期的财政制度与那些甚至是最早的财政制度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的财政制度是非常简单的，诚实是其非常重要的象征。税收正义问题在当时还没有产生，直到中世纪末期，特别是上世纪民主占据优势后才有使用的必要。 　　财政学的早期形式是家计学，后来发展为理财学。现在它坦率承认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国王财富的增值。如果那些早期的财政专家偶尔试图使国王财富的增加和人民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那也纯粹只是偶然的。最为体现这一点的是抵御外来入侵，此时国家资金是作为战争资金被使用的。而在其他时候人民却被要求并不得不为国王光彩的生活方式提供金钱。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对此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概括。虽然国王们经常肆无忌惮地挥霍其剥削来的财富，但这并不改变很长时期以来国家是富裕的这一自然的事实。在早期的古代，特别是重商主义时期都是如此。发达资本主义是贫穷国家的缔造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下，国家是贫穷的。 　　国王与国王、国王与教会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斗争所引起的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了国家的这种发展，并要求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结构与之相适应。封建国家、同业公会国家和绝对君主制国家都有通过维持经济统治、管制经济等方式尽可能多地积累财富的自然倾向，从而使其能够适应新的私人财富的增加，并保持最高统治者对统治者财产的统治权。税收压力在任何地方都成为了社会斗争最有力的动力源泉。财政剥削是除奴隶制外最古老的剥削形式，它是自由人沦为奴隶进程的开始，很多国家在战争中被打败后要接受财政剥削。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出现很久之前，财政剥削就产生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逐渐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战争和奴隶制等最古老的剥削形式，通过国王资本主义、贵族资本主义、同业公会资本主义和教会资本主义等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追溯这种发展。马克思在将公债描述为资本积累源泉时非常清楚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却未能将这一意义深远的洞察有效地纳入其整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