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十部作品五个问题.docVIP

十部作品，五个问题 谢有顺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国内批评界对90年代文学的评价和研究状况，上海市作家协会向全国百名批评家发出邀请，征求他们对90年代中国文学的看法，并推荐10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我参与了推荐，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最后竟是这10部作品上榜： 《长恨歌》（王安忆） 《白鹿原》（陈忠实） 《马桥词典》（韩少功） 《许三观卖血记》（余华） 《九月寓言》（张炜） 《心灵史》（张承志） 《文化苦旅》（余秋雨） 《活着》（余华） 《我与地坛》（史铁生） 《务虚笔记》（史铁生） 2000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上海市作协和华东师大中文系联合举办了以此为主题的“90年代文学研讨会”，数十名批评家聚集上海，对这份作品目录以及90年代的文学状况作了研讨。在这个会议上，我听到的多是充满和气的溢美之词，仿佛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一公布，就可以为90年代的文学盖棺定论了。只有少数人对批评家的眼光和趣味提出了质疑，大多也没有击中要害。我隐隐觉得，通过这一事件，批评家的权威性正在瓦解，而由一个散发着同样气息的批评群体投票选出的作品，也显得相当可疑。事实上，这份作品名单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与局限性是一目了然的。 一、批评家与普遍的读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套评价系统和选择系统。虽说这次推荐的是“最有影响”的作品，但“影响”二字在批评家眼中似乎过于圈子化了，与普遍的读者所作出的选择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就“影响”二字而言，没有王朔、贾平凹、王小波和莫言等人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失误。而《长恨歌》、《白鹿原》、《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和《务虚笔记》等作品能入选，我想，多半是批评家们被作者深沉的表情吓坏了。普遍的读者可不吃这一套，他们有理由向作家要求更多的可读性，也有理由要求作家在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生存现实面前，呈现出更多生动的反应方式。我这样说，并不认为普遍的读者是判断文学的唯一标准，但我们的确不能再将理解文学简单地看作是专业要求，以为是批评家的专利，它在许多方面与普遍的读者之间还是有连接通道的，因为无奈、动荡、残酷或幸福的生活本身对每个人的训练，同样能产生对文学朴素而真实的感知。对这种常识的忽略并不是光荣的。当整个80年代都在为艺术探索而努力，甚至不惜以晦涩难懂、矫枉过正的代价来为文学补上形式功课并获成功之后，以此为起点的90年代作家，难道不应该找到一种更为清晰、简洁、锐利的方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表达业已前进了的时代精神，以及个人与时代的深刻关系？然而，不知是一种忽略，还是出于其他利益因素的左右，这次上榜的10部作品，虽说都是在某一方面的优秀作品，但它们的文学灵魂却几乎都停留在80年代，用它们来代表整个90年代，太过单一而勉强了——90年代文学内部的前进和变化显然没有得到恰当的表达。事实上，更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的阅读口味已经在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转移（张爱玲、王小波、朱文、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会被争相阅读，就是一个难以漠视的现实），相比起来，批评家的审美滞后是显而易见的，这或许跟参加这次推荐活动的批评家年龄偏大有关（百名批评家中，30岁以下的批评家只有2个）。 二、另一个常识问题是，难道上海是文学影响唯一的发源地？10部作品中，排第一的《长恨歌》的作者王安忆是上海作家，其余9部作品，除了《白鹿原》和《心灵史》之外，也全部是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的，《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文化苦旅》、《活着》和《务虚笔记》发表在《收获》，《马桥词典》发表在《小说界》，《我与地坛》发表在《上海文学》。这不能不让人跟这一活动的主办者地处上海联系起来。它至少说明，参加投票的上海批评家比例过高，或者说，批评家普遍有着顽固的上海情结，以致一次广阔意义上的文学推荐活动，被简化为有点像颁发上海作品奖了。如果再往深处想，就多少让人对这次活动的公正性表示怀疑——我并不是说活动主办者公布的每部作品的得票数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本来是一次挺有意思的活动，终究难逃地方本位主义的局限性。可以设想，这次活动如果由北京来发起，结果肯定是另一个模样，我想，至少王朔、刘恒、莫言等人会进入前10名；如果由南京来主办，苏童、叶兆言、朱文等人，进入前10名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这都正常。文学理解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不同的人参加，得出的肯定会是不同的结果（得出的结果一样反而不正常了）。我所要追问的是，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操心文学和作家的排名顺序，那么，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相对公正的游戏规则来处理类似的活动？如果有，大家总是要尽可能地去执行，免得出现过于明显的漏洞；如果没有，那干脆把类似的活动宣布为一种游戏算了，不必太过认真。我最怕的是，本是游戏色彩很浓的一次活动，偏要弄得严肃、认真并带着历史宣判的味道，还诉诸于大量的大众媒体，这对不知情的众多读者而言未免残酷了点。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