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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3期） 作者：王占阳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本文认为，“主义”是人文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无论是空谈“主义”还是厌弃“主义”，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主义”。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主义”的内涵是“至上” 　　九十三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对子：问题与主义。这在当时虽有偏颇，但也有其合理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又变成一种更加偏颇、也更加固定的对立模式。按照这种对立，主义无问题，问题无主义。但主义之争不是在争“主义问题”吗?近现代的“问题”不也是大多来自于“主义”吗?试想，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有“不平等问题”呢?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又怎么会有“妇女解放问题”呢? 　　更要命的是，这种虚构的对立严重地禁锢了国人的思维，左右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按照这种对立，国人似乎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或者多研究些问题，或者多谈些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且必有一错。那么，如果不是“多谈”主义、而是“多研究”主义，如果既“多研究主义”、又“多研究问题”，或者如果“多研究主义”、“少研究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可惜，这些合理的选项都被排除了。 　　于是，我们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就总是在这种人为的两极对立之间来回反复。现在则是在倒向这样一个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士正在厌弃“主义”，以至于主张废掉这个词。但这并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反倒是与之渐行渐远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本溯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胡适误解了“主义”这个外来词。他说：“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主义”就是把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与西语中的“主义”几乎不沾边。虽然当时也有人在论战中强调“主义”的理想性，但也仍然未能搞清“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就是后缀词尾-ism。ism是“至上”的意思,所以“主义”的内涵是“至上”。“至上”表达的是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观。所以“主义”首先就是标志着人的价值选择结果的范畴，即它的首要内涵就是价值取向、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诸种价值之中，你将哪种价值视为你的终极价值、首要价值、优选价值，你的“主义”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第一，在两种相反的价值中，你肯定哪种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专制与自由之间，你肯定专制就是专制主义者，你肯定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者。 　　第二，在多种肯定性的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首要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都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诸种价值的前提下，在这些价值之间又出现某些矛盾因而需要有所取舍时，以自由为首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就是民主主义，以法治为首要价值就是法治主义，以宪政为首要价值就是宪政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在全部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幸福主义，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首先就是价值选择问题，“主义之争”首先就是价值选择之争，“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价值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但“主义”又不限于价值观。“主义”的第二大内容就是“大思路”，也就是如何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观的大思路，也就是它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大思想。这种大思路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幻想的;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思路，也可能是大致理论直觉，或某种经验主义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思路，而不是细节。大思路属于“主义”范畴，细节及其变动则不属于“主义”范畴。 　　在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大思路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地形成“主义”的多样性与差异。以社会主义来说，在这个层次上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还在于这种大思路问题，“主义之争”还包括这种大思路之争，“主义理论”、福利社会主义也还包括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主义”也是现实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