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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 　　微博审判下的谣言与暴力 　　微博反腐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带来负面效应。“最大的问题是‘人肉’，这是违法的，侵犯个人隐私，造成伤害，民众非常容易做有罪批评，这是非常不理性的。” 　　叶青也认为，“‘人肉’违法，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边界？都是很模糊的，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反腐。” 　　但“花总”反驳说：“‘人肉’并没有违法嫌疑，‘人肉’是基于互联网平台上的公开信息进行搜索和整合，不是翻家里的保险柜。”例如“表哥”事件，杨达才所有佩戴手表的照片都来自于在公开场合的照片和视频截图。 　　微博为反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但是它所具有的匿名性，也很可能会使传播的信息不实，有的甚至是谣言。 　　“很多举报信息只是道听途说，但在收到信息后，我们依然要展开调查，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赵安金表示。 　　“举报真实有效，对举报人有奖励吗？举报虚假，造成伤害，对举报人有惩戒吗？”叶青认为，虚假举报信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难以消除，在网络情绪化浪潮下，辟谣和澄清常被视为“被和谐”效果，很难实现纠偏作用。 　　微博所提供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发言”，但也正因为如此，媒介作为“把关人”的作用大大削弱。“新浪有举报机制，但显然比较滞后，难以消解谣言所带来的伤害和负面作用，由于公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悲观和失望情绪，‘阴谋论’显然更有市场，新浪背了很多黑锅。”“花总”说。 　　“微博反腐的独家性是不被倡导的，应该广开言路。”腾讯微博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方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作为微博运营平台，腾讯也会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压力。“但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我们都会顶住压力，公开信息。” 　　利用舆论干扰司法，会形成另一种“网络舆情审判”。“陕西省副省长李金柱曾为杨达才声援，肯定他的一些工作业绩，这是很合理的，你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以偏概全。”叶青认为，很多官员“躺着中枪”，微博放大了部分官员的不足和缺点，导致场面无法收拾。 　　“花总”的理想是，“政府正确认识、重视民众的知情权，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促进廉洁奉公，在制度上形成更为完善的反腐机制，提倡民众的拥护和配合，官民拥有平等的对话空间，双方良性互动。” 　　“表哥事件”后，“花总”在微博标签上写上了“不鉴表”，他不希望被网络狂欢冲昏了头脑，他只是希望，能“理性地推动进步”。 　　官方微博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