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晚晴维新运动的影响杨昌辉.docVIP

法国大革命对晚晴维新运动的影响 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影响了法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也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身处内忧外患境地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围绕着法国大革命的得与失，身怀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的中国有识之士，掀起了自上而下维新改良自救运动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浪潮，这两股运动方式上截然相反，但本质上却殊途同归，及其目的都是在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本文从晚清维新人士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法国大革命观出发，略论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 1895年，一向以“天朝上国”自诩中国竟被仅有弹丸之地的日本战败，随之而来的便是割地赔款，办工厂，开口岸，帝国主义也趁机加快了全盘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吞噬中华民族的步伐，使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的严重危机。真可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腐败的晚晴政府统治因此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对满清统治失望透顶的在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由此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暴力革命道路。而掌握大权的清朝统治集团，屡经外国略强的欺诲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创伤后，也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统治已发生动摇，落后的传统的统治方式已不足以应付时局的需要，唯有变革成法，“极意维新”，才能保住统治地位，渐致富强。因此，维新改良成为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一致要求。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便顺应历史潮流闪亮登场，他们高举着变法的旗帜，为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实现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呼号。下面就康梁如何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或教训中汲取养分，为实现自己维新变法的理想而奋斗。 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对康梁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为康梁着眼于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而向满清统治者奉劝维新改良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否者，“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1）的悲剧必将在中国重演。同时表明在当时的中国 “可行立宪, 不可行革命”，以此抵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力革命主张。二为审视启蒙思想在推动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乃至成功的作用，强调舆论宣传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他对促使人们觉醒的思想家们格外景仰和钦佩。他认为,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的酝酿和爆发,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若没有他们, 这场革命便不会发生。”（2） 为了增强光绪帝的变法勇气和抵制顽固守旧派的压力，康梁在各自的著作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例如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即刻向光绪帝上书了《进呈法国革命记序》，在此序中，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持坚定地否定态度，并把法国大革命描述得相当惨烈：“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旋人洄渊，不知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感痛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于全欧，波及大地矣。诸欧鉴戒巴黎，杀戮略减，而君主杀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则百年来百国宝书实录，莫不同然。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3）并对路易十六为何遭遇身死国灭的厄运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即路易十六专制独裁，不爱民，性格上优柔寡断和气魄上缺乏改革的决心与勇气，结果激起民变，从而导致自身统治的崩溃。“若夫路易十六宽裕爱民，实为恭俭之君，故遭祸戮，民多哀怜之，以怜民饥，特许开议院，至仁也，许平民预议而立宪法，至公也，饥民从其徽赊喇宫推至巴黎，至宽也。惜其许行立宪，不尽出己意，而多出于民迫，不刚断于速行，而游移与会议，始则恃瑞士之军，以兵为卫，既乃撤之，则无兵而同于匹夫矣。中则与民党米拉伯盟，而付以大政，则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背之，则民党失心矣。终则恃外援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异处??”（4） 再如，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大弟子，对法国大革命破坏性的理解也是感同身受，例如他认为：““法国革命后, 则演成恐饰时代, 长以血迹污染其国史, 使千百年后闻者犹为之股栗, 为之酸鼻。”(5)”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 全国民死亡将半, 争乱经八十余年而始定。”（6） 诚然，康梁对法国大革命破坏性羡染，除了一些不准确的数字和夸张的用词外, 他的有关论述并不失实，革命的确对法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破坏。例如仅以“九月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提出的数字不尽一致。例如仅在法国大革命史上被称为“第一个恐怖”的“九月屠杀”中关于被害人数就有以下记载：米什莱说是９６６人；马蒂埃说是１１００～１４００人；勒费弗尔根据历史学家皮埃尔·卡隆的估计说在１０９０～１３９５人之间；索布尔说是１１００余人。勒费弗尔还说，在被杀者中，教士和其他政治犯为２２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