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梁启超的所思所梦.doc

百年前梁启超的所思所梦“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的剧变，尽管各式各样的药方眼花缭乱，而且往往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然而，等待大清帝国的却仍然是更为惨重的败绩。纷至沓来的灾祸致使大清王朝的忠实臣民痛心疾首，也更坚定了一些士大夫文人变法图存的决心，并才有了进一步的觉醒，基于国内沉疴的体察，诸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仁人志士在批判地继承先贤的前提下，在思想上正在脱胎换骨，在行为上已经离经叛道，进而逐步冲破传统的樊篱，思想界一度繁荣抑或混乱，其中梁启超先生应该是影响最大、转型最有成效的一位。 梁启超先生(1873年-1929年)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千言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誉为“神童”。他兴趣广泛，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又极其勤勉，因而学识渊博，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纵观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囊括了政治和学术两个领域。他一方面以惊人的精力、活力与毅力叱咤政坛，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又潜心学问，勤于著述，求知欲超强，仅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况且1902年，与乃师分道扬镳，发出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古人，吾尤爱自由”的呼声，转向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的宣传上面。 1901～1902年，曾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同时倡发“诗界革命”。特别是欧游归来之后，敏锐地觉察到西方文明的弊端。晚年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著述宏富，其中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20年游历欧洲归国后，著有《欧游心影录》，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表示怀疑和质疑。此后离开政治事务，先后在清华学校、南开大学等校执教，并到各地讲学，还担任过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为培养人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世人津津乐道。 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因北京协和医院的严重的医疗事故即“白丢腰子”（徐志摩语），梁启超为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旨在西医这门科学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满怀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服膺，因而不但没有狀告院方，还禁止徐志摩等人代其诉诸法院，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着实让人不可思议。其后，梁启超身体日渐不支，1929年1月19日，这位影响中国近代的思想巨子与世长辞，享年56岁，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公祭，各界千余人参与蔚为壮观。难怪乎有沈商耆的挽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为证，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主人公“流质善变”的学问与政治合一的人生轨迹。 一言以蔽之，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作为“思想启蒙的旗手，知识精英的楷模”的梁任公先生可谓当之无愧。先生身处错综复杂的时势，始终坚守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风骨，担当着天下兴亡的使命，还光大了家族的荣耀，正如在其《自励》诗中的“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更难能可贵的是为后人留下了蔚为可观的学术著作和颇为丰厚的精神遗产。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