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法“治吏”及“治民”.docVIP

法“治吏”与“治民” 　　倪正茂 　　【摘要】监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监狱系统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之处。本文试从监狱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入手，对如何在监狱系统内预防职务犯罪作些粗浅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自从1996年2月6日江泽民同志发表论述依法治国的文章以后，大小报刊群起阐释，长文短论成千累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自有精彩之论、深刻见解，但也不乏陈腔庸论。庸论之一，便是把依法治国曲解为依法治民。对此，不能不略事剖断。 　　一 　　以法为治民之具者，古往今来大有人在。这些人大略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人赤裸裸地宣称法为治民之具。例如：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他认为社会上你抢我夺、纷争不已，使得“人对人像狼一样”，整个社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将权力交给“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会议”即交给国家;国家如同《圣经》中所说的一种类似于鲸鱼的威力无比的海兽——“利维坦”，制订法律(“通过口头、文字或其他足以表示意志的方式”[②])下达给臣民，强制他们严格遵守。同为英国人的奥斯丁(1790-1859年)则认为，“每项实在法都由一位主权者或一个由人们组成的享有主权的机构制定”，并且是“为他们所支配的国家中的某人或某些人而制定”，[③]以强制为特征，强制人们遵行法律所表达的主权者的“命令”。美国人庞德(1870-1964年)认为，法律的内涵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Precept)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④]中国的孔子，他认为法是用来“导之以政，齐之以刑”[⑤]的统治者治理被统治者的准则。申不害认为，法是“君人南面之术”，[⑥]亦即统治者(君人)统治人民之术韩非把法看成“禁暴”、“止乱”之具，说“治民无常，唯治为法”[⑦]。 　　另一类人较多理论色彩，转弯抹角地隐晦地表达了与前一类人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法的基石是正义，而正义就是一个人做他的能力使他所处的生活地位中的工作。他把除奴隶以外的人分为金质、银质、铜质的人。金质的人最珍贵，是统治者;银质的人是统治者的辅翼;铜铁做成的是农夫和手艺人。[⑧]金质的统治者制订法律是为惩治无神论者和约束人的“恶性”的需要。[⑨]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的善恶的标准。”[⑩]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秩序”和“社会组织的特殊技术”[11]。 　　对法为治民之具的理论，当代的美国法学家布莱克作了最为简明而完整的论述。他说：“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Black,1972;1096;又见，Radcliffe-Brcwn,1933;Pound,1939:3-9;Redfield,1964)，或者说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生活，如立法、诉讼和审判。”[12]季卫东先生阐释布莱克关于“法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定义时指出：“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首先，法是一种社会控制;其次，只有统治机关对公民的社会控制才可称之为法;第三，社会控制的本质是越轨行为的定义和处理。”[13] 　　从以上所见，把法当做治民之具、当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是一种源远流长、影响强顽的思潮。 　　这种思潮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相当大的市场。论述依法治国的宏篇钜制也以“治民”为圭臬、为旨归，就是明证。其余，则可见诸权大于法。权大于法，意味着权力之来源并非经由法律程序而赋予，以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卖官鬻爵”、“权权交易”;权力之运用不受法律之约束;权力之滥用不受法律之监督;渎职而造成恶果不受法律之惩戒。这种思潮还可见诸到处可见的人治主义现象。有的地方，“红头文件”还是高踞法律文件之上;主要领导的“拍板”还是主要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决策还普遍停留在笼统、抽象、空洞的“科学化”、“民主化”上，远未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上。等等。 　　二 　　实际上，古往今来，中外各国，明智的统治者都是十分重视“治吏”，而且往往以“治吏”重于“治民”的。 　　流行的论述唐律的专著与教材，大多把它描述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法典”，“是封建特权者的法律”，“是封建官僚、贵族地主镇压与束缚广大农民的法律武器”，[14]总之几乎只是一种“治民”的法律。 　　其实不然!唐律首先是“治吏”的法律，而且“治吏”重于“治民”。 　　我们先看唐律的总体状况。唐初的立法，除《武德律》、《贞观律》和《永徽律》等法律外，每一朝代都有“令”、“格”、“式”的制颁活动。如《贞观律》完成后，唐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到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15]是为贞观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赋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