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我国的假释制度的思考(增加作者姓名).docVIP

重构我国假释制度的思((( 年度 减刑率％ 假释率％ 1995 21．35 2．3 1996 20．92 2．68 1997 21．72 2．93 1998 23．18 2．07 1999 23．29 1．18 2000 24．95 1．65 2001 21．77 1．16 1928年伦敦的万国监狱会议后，假释制度为各国无不采用的行刑制度。目前，发达国家的假释率普遍达到3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0％，并且其比例呈持续稳定上升趋势。资料显示，2000年美国罪犯的假释率就已经达到了72％，假释率相对较低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分别达到了32．7％、39．7％。((( 另据亚太矫正管理大会提供的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资料见表2 表2 2000年中期亚太国家和地区假释犯的人数和假释率((( 国家和地区 人数（人） 假释率（%） 国家和地区 人数（人） 假释率（%） 澳大利亚 7611 39.7 日本 6317 5.0 加拿大 9925 32.7 基里巴斯 4 5.1 库克群岛 1 6.7 韩国 12407 26.3 斐济 27 3.5 新西兰 1502 39.4 香港 2744 40.4 斯里兰卡 123 0.6 印尼 3966 1.9 泰国 23348 37.9 可见，我国的假释率非常低 （二）假释适用的极端化 由于《刑法》中关于假释条件的法律规定泛泛而不足以指导实践，浙江省于2002年以通知的行式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减刑、假释工作会议纪要》，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及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汇总，有些地方还以法律为依据做了补充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减刑、假释工作的可操作性。 但是，假释的考核与提请在实践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监管执行机关及干警自由裁量的产物。假释制度实质条件的过于宽泛和抽象，使司法机关难以操作。同时，由于缺乏罪犯改造表现的第一手资料，无法对监狱所提请假释的罪犯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假释的审查把关变形同虚设。检察机关对假释的监督又缺乏必要的保障。三者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为的滥用私权、执行双重标准现象的出现。 对于监狱系统来说，还面对着巨大的行政与社会压力。一旦出现大量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间再犯罪，领导机关和社会舆论将对监管改造质量不可避免的产生质疑，最终损害到监狱系统自身的利益。 因此，监狱系统在对假释对象的认定上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对于关系犯，一路给予路灯；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关系的罪犯，则是慎之又慎，宁可放弃指标，也不愿意承担罪犯假释后万一重新犯罪而遭致“错误假释”的责任追究。(((极大地影响了假释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作用的发挥。 （三）对假释罪犯缺乏有效地监管，基本上处于不问不管的状态 监督考察机关在被假释者在假释考验期间的监督考察不力，考验期的功能无法发挥。根据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可见我国假释的监督机关是公安机关。但是公安机关本身工作量就很重，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监督被假释者。并且公安机关本身对被假释者的监督考察就不够重视，有些地区的公安机关甚至没有将该项列入统计和考核指标，所以公安机关对被假释者的监督考察不力是显而易见的。并且监督考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公安机关也难以胜任。((( 二、造成假释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假释程序的不合理 一套完整的假释运行程序包括假释的申报、审批、监管和撤销四个环节的具体制度。现行的假释运行机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 机构设置的不合理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提请犯罪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四条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的减刑，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的减刑、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审核同意后，提请罪犯服刑地的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由此可见，在具体操作中，“对罪犯改造情况不甚了解”的法院充当了假释的审批裁定者，并人为的规定了假释比例，只要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往往是监狱报谁法院就定谁，使审批流于形式。造成了监狱可以以自己的标准随意选择罪犯提请假释，而且往往能够获得审批。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检察机关作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