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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之路 ——兼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赵守飞 陈伟东 谢正富 摘要：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本位观”相较于自上而下的以政治权力结构改革为基础的“权威本位观”更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没有公民社区就没有公民社会。公民社区建设是公民社会建设的立足点和抓手，以公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掀起一场公民社区建设运动，推动私人的公民化，尤其是农民的公民化是打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挑战和困境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权威本位观；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赵守飞(1975-)，男，安徽怀远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博士生，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城乡基层治理研究；陈伟东（1964－），男，四川成都人，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城乡基层治理研究；谢正富（1977-），男，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建设与社区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安徽省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小城镇社区建设及其治理体制研究’（2010sk216）和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编号2012-ZD-045，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2BSH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92年，邓正来教授和景跃进教授合写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以下简称邓文），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困境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进行了理性而又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至今而言仍有重大意义的命题和观点。邓文发表距今已经20年，其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困境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所进行的思考还有没有价值？邓文的思考有何局限性？20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困境和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思考与邓文相比有何发展？如何评价这些发展？总之，在评析邓文的基础上，怎样进一步认识、评价和探索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困境和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怎样认识公民社会建设和中国现代化之路间的关系，怎样认识和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权威本位观与社会本位观 邓文认为，自鸦片战争伊始至1992年，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是需要对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做出相当幅度的调整方能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其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只有推进原有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才能容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这种变革可能导致原有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社会结构的解体和失范、甚至国家的分裂。为了回应和补救这种状况，政治结构往往回归传统，这又使业已启动的政治变革胎死腹中。邓文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应对现代化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两难困境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是“新威权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其二是“民主先导论”。“新威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加强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才能应对改革中出现的社会失序，保证社会整合和社会有序。因此，他们主张经济改革优先，同时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政治改革，但不能影响而且应该加强原有政治权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保守主义则更为明确地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这种权威的社会和文化资源。“民主先导论”者认为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改革的首要的目标，因为原有政治体制阻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改革中出现的一切失序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起的。他们“认定没有民主政治的推进和实现，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现代化。”[1]邓文认为，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方式却是相同的，即在改革的思路上都沿循了自上而下的理论走向。例如民主先导论中的一派就主张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层次思考问题，呼唤修宪、议会政治、多党角逐，进而自上而下地推进低层次的民主政治；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则明确信奉‘开明权威’、‘具有现代化头脑’或‘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2]邓文认为，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及现代化启动的特殊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向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同时指出，如果以往持此论是一种遗憾，但在改革开放生机勃勃的今天依旧“囿于这一思维定式，对自下而上地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劳动者行动的意义和作用缺乏关照，就不能说只是一种遗憾，而且还是一种大失误。”[3]由此，邓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的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的过多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急剧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构）的原因外，无不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4]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难境地，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即必须用“社会本位观”替代“权威本位观”，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