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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作者：唐宝林 　　关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史界有两种观点：（一）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陈独秀违背了国际路线，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错误的，陈独秀只是执行了这条路线，国际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文过饰非，寻找替罪羊。陈独秀自己则说，他是“尊重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主张【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５、３９６页。】。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不尽符合实际，本文试作一分析。 　　一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体现在它当时作出的一系列决议和指示中。这些决议和指示，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陈独秀对这些决议和指示，有的执行了，有的没有执行；而在执行时，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是违心地执行，往往是自觉地创造性地执行，即使在大革命后期也是如此。正如大革命时期一直在陈独秀手下工作、后来又一起转向托派的郑超麟所说：“他执行的是国际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注：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１９２３年１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并指出“这不能以取消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５月，国际又作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领导权应当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４日，共产国际就孙中山逝世，又号召中国革命者“坚定不移地同蓄谋歪曲孙中山立场的人、同蓄谋让他的党向帝国主义者妥协的人作斗争”【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１００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共产国际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所以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为大革命的掀起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期间，陈独秀虽然发表了一些右倾的言论，如在三大上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等，还发表了两篇观点很错误的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但是，从他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基本上执行了上述共产国际的指示。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１９２５年下半年，革命形势趋向低落：国民党老右派乘孙中山逝世，加紧分裂活动，形成“西山会议派”，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新右派戴季陶发表一系列小册子，叫嚣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左派首领廖仲恺被刺身亡；在北方，曾给革命带来希望的奉系郭松龄部队倒戈失败，等等。面对这种形势，在１０月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首次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是违背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的，自然遭到“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注：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５册第３９５页。】 　　但是会议还是受到了陈独秀这种主张的影响，确定今后对国民党不再强调“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方针，而是认为国民党内演成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应该退出漩涡，让国民党左右派自己去斗争，我们不要去包办代替。会议通过的决议宣称：“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秘密的组织，并全力以赴地公开地从事政治运动”【注：转引自《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３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新入党的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注：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王若飞后来评论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注：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从此，党对国民党的方针，就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轨道，实际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这就是陈独秀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待国民党和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 　　由此看到，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和这个主张被否定后推行的“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妥协投降，放弃革命领导权。而且前者是明显违背共产国际的政策，后者也并非如陈独秀所说是执行了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至少他是把国际指示作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解。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联合战线，这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如果要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正确和功绩的方面，那么首先应肯定这一点。对于这个政策，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