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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 摘 要 本文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研究对象，从当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罪刑法定原则实施的反思、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改进、完善措施这四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并据此论证了做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工作在推动我国刑事与法进一步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 刑法 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化 就我国而言，现行刑法规范中明确指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条列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我国首次将罪刑法定原则纳入法典化工作范畴。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的一大关键途径，我国刑法对社会公众权利的保障也开始向着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的保障方向迈进，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也成为了刑法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与发展趋势，以上诸多因素都代表着我国的刑事与法工作开始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笔者现结合实践工作经验，就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一、当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又可以称之为罪刑法定主义。我们可以罪刑法定原则简单的理解为：刑法中对某一行为、事项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类型的犯罪以及对该种犯罪需要作出何种定刑的法典化与书面化规定。可以说，罪刑法定原则使我们明确了在社会活动中各种行为的合法程度，对社会大众所实施的各类型行为动作产生一定的约束能力。笔者认为，我们在肯定新刑法中有关罪刑法定原则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这一原则在实践过程与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具体而言，这种矛盾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立法中的某些条款在对犯罪事项及行为的特征描述中，或多或少的使用了一些难以界定含义与包含范围的模糊性词语、语句。以现行《刑法》第120条之规定为例：“……领导、组织、参与恐怖活动的相关人员及团体……”中的“恐怖活动”一词并未在该条款或是注解部分作出明确解释。这使得我们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某项行为活动进行恐怖活动界定时缺乏全面系统的把握，罪刑法定也因而无法落实到实处。 其次，刑法立法中规定有大量的笼统性条例，导致相关工作人员在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犯罪活动进行判定的过程中，定罪范围过大。以现行《刑法》第225条第3项之规定为例：“……以及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一句中的“其他”一词就过于宽泛、笼统。笔者认为追溯到旧刑法的立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新刑法立法中的非法经营行为罪实质上就是投机倒把罪的细化与分离，虽然新刑法在立法中有心细化这种定罪条款之规定，然而所取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就当前我国刑法在对经济社会中各种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进行罪刑衡量的实践操作而言，相关工作人员我往往将那部分属于严重扰乱、干预市场秩序而又无法归属于非法经营罪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行为活动，以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罪论处，这显然是与新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基本规定所背离的。 最后，刑法立法中存在一定的原则性疏忽。以现行《刑法》第336条第2项之规定为例：“……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是非法节育手术罪的定罪主体……”笔者认为这一向立法条款在定罪主体方面就存在明显的缺失与疏忽。应当以非法节育手术罪定罪的行为主体除了立法规范中明确指出的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证证书人员以外，还需要包括已取得医生职业资格证证书的人员，并且这部分人员的非法节育带给社会大众的危害更加严重，在量刑定罪中应当着重处理。否则就会造成司法擅断的误区当中。 二、当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不足及缺陷的反思分析 在我国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的进程中，之所会存在以上诸多问题与矛盾，其形成原因是复杂且多样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践过程中，全面系统的对诸多会给整个立法司法作业带来不利影响的因素加以分析并处理，使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与司法中做到有效融合，已成为相关工作人员的当务之急。但无论是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其缺陷及矛盾的根源都在于社会大众对立法有限性及司法独立性的认识不够充分与彻底。因而对这两方面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必须也是必要的。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立法的有限性分析 丰富多样的社会现实行为活动与有限法律措辞及语言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立法有限性的最根本原因。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立法法典，其语言表述仅仅只能对事物的本质属性作出简要描述，而无法更进一步的对各种事实情况加以明确与规范。无论立法工作人员对事物本质及罪刑归类的看法与认识有多么细化及充分，当这种认识以书面化形式表述在法律条款中，都会发生一定的转变，现行刑法中的对公民所享有的特殊防卫权利基本规定就是这种立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