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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推行财政分权改革。[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打破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1949-1978)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从1979 年到1993年间尝试的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和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然而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或者说如果把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政策因素，那么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近年来众多经济学学者研究的对象。本文旨在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简要综述。 本文内容包含三节：第1节大体介绍财政分权理论；第2节浅析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中所体现的财政分权思想；第3节综述这项研究中有代表性的几篇文章。 关键词: 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一、理论背景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完全根据居民的偏好、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以及资源禀赋供给公共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出现多级政府，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财政分权。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地方政府不仅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作用很大，由此西方财政分权理论逐渐产生，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以蒂布特（Tiebout）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然后马斯格雷夫（Musgrave）、奥茨（Oates）等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补充和发展。[2]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必要性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其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将各项财政职能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核心观点认为：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能够使地方政府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偏好，从而加强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政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作为对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在分权框架上引入了激励相容与机制设计学说，是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在财政学中的运用，这种新的分权理论是以钱颖一和罗兰（QianRoland）、温格斯特（B.Weingast，）与怀尔德森（D.E.Wildasin）近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为代表，他们在财政分权问题上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出一套机制以实现对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激励。 从世界范围来看，分权已成为了一种大趋势，对分权理论的最新研究也已超出了财政领域，越来越关注分权对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与官员腐败之间的关系、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方面。 二、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 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 １.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1988年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实行6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 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的过度集中管理模式，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接下来的经济运行中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财政包干体制事实上包死了上交中央的数额，导致中央财政在新增收入中的份额逐步下降，宏观调控能力弱化。 2.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 分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划分。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其次，在政府支出方面，由于政府间事权划分没有新的实质性变化。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维持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划分格局。第三，建立税收返还制度。为保证旧体制的地方既得利益格局，中央对地方净上划收入以1993年为基数给予地方政府税收返还。在此之后，税收返还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如果1994年以后地方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的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第四，保留原体制的上解与补助办法，并在1995年建立了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与以往历次财政体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