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新发现：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兼与杨天石先生商榷.doc

《西安事变研究》系列之十一 并非新发现：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兼与杨天石先生商榷 如皋 蒋文祥 杨天石先生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发表文章《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披露了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回忆西安事变时的新看法，认为依据档案，应改变多年的说法：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1] 本人认为，史论的依据固然离不开档案资料，但更不能背离了客观事实。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也并非新发现。 首先，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兵谏”扣蒋的动议来源于杨虎城，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正是杨虎城建议张学良“软说不行就硬干”!1936年下半年，张、杨有次见面谈到捉蒋、联共的问题，张突然问杨，怎样才能达到我们抗日的目的呢?杨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再不去剿共好了。于是，杨虎城乘机向张学良建议：咱们要“软说不行就硬干。”[2] 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与王菊人回忆基本一致的还有张学良本人早期的谈话和记述。张学良在事变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对西北“剿总”总部人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时，其中说到这样两句话：“杨主任态度很坚决，问我你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我要干了!”[3] 张在1956年12月奉蒋之命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也说到这件事：“迨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谈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4] 蒋介石在1937年2月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也说得很清楚：12月14日，“下午4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杨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5] 12月15日，“夜张又来见……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已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谁知10日来临潼，亲自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6] 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则说得更明确：“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7] 对此，著名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对西安事变作了43天实地调查考察后也早有评论：“正是杨虎城说服了少帅，只有运用兵谏策略，抓住最高统帅，才有希望使他们停止对共产党作战，并团结全国共同抗日。”[8] 至于杨天石先生所谓的“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笔者认为，这不过是对过去这些说法的进一步印证而已。杨天石先生引用的张学良的这段话，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解读：“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出的主意)，当然我们两个人(一起干的)，那是杨虎城(心里)不平啊。“那西安事变(主要策划者)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因为我的职务比他高)，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天石先生还说，张学良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回忆说，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杨虎城这里所说的“我那些小家伙们”，指的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 据当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李木庵回忆，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就“以军界为对象，进行宣传与联络，支部党员多在杨虎城宪兵营部隐蔽工作。”[9] 当时“南京蒋介石政府以张、杨有通共嫌疑，又痛恨西安学生干涉国事，迁怒于张、杨之纵容，早有撤换张、杨的内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党员，闻此消息，急谋对策。支部中之在职军界者，首先提议，谓要挽救非常时局，不可不用非常举动。蒋介石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将围攻共产党的军队悉数调援绥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舍此别无他法。首先赞成者，亦为军界中的同志。”[10] 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是在杨虎城部隐蔽工作的共产党员，首先向杨提议“蒋介石如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贴身侍卫刘锐还回忆了这样“一件非常微妙鲜为人知的事情”：“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靠杨的夫人谢葆真。临近事变前杨夫人来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特别频繁，相反，杨虎城将军却很少露面。杨夫人每次来，不是由赵四小姐接待，而是和少帅秘密的商讨事情。事变当晚八时许，少帅打电话给杨主任，我正在他身旁值班，只见杨夫人不多会儿便翩然而至。少帅匆匆和他谈了二十几分钟的话，她即告辞。杨夫人刚离公馆，少帅即命白凤翔，告知有任务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