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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制度三论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诉讼时效制度长期以来都是民法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新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学界以往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围绕诉讼时效制度，仍有不少有待探讨的内容。本文拟就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实践价值以及诉讼时效期间与其他类型期间，尤其是与或有期间之间的关系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大方。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 　　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其实就是诉讼时效制度何以得对特定类型请求权进行限制的正当性依据。它事关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价值，包含着诉讼时效制度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价值判断结论。讨论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是讨论所有其他诉讼时效制度中价值判断问题的出发点。换言之，围绕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以及适用产生的所有价值判断问题，最终都必须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出发来寻找答案。不能妥当把握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就无法妥当确定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也无法妥当确定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的事由，当然也谈不上妥当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以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 　　考虑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无论是采胜诉权消灭说、诉权消灭说、实体权利消灭说还是抗辩权发生说， [1]都说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会带来民事权利功效减损的法律效果，同时也说明诉讼时效制度属于民法上限制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的制度。而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法律上的自由;权利的外形，为法律上之力;权利的目标，是服务于权利人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因而，民事权利就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特定利益的实现或维持，由法律上之力保证实现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诉讼时效制度就是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法律制度。依据讨论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唯有公共利益，才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2]因此，探究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在探究诉讼时效制度究竟是维护或推动了何种类型的公共利益。 　　在以往的民法学著述中，不乏对诉讼时效制度(或消灭时效制度)功能的论述。 　　第一，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若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长期不行使，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将导致当事人间社会关系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长期不一致，不利于当事人建立新的、确定化的社会关系，不利于财产的有效利用和正常流转。 [3] 　　第二，避免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就诉讼时效制度的此项功能，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论证角度。其一是强调义务人主动或应权利人请求进行义务履行后，应获得义务履行的凭证。一旦权利人再次主张其权利或要求义务人承担义务不履行的民事责任，义务人得出示凭证进行抗辩。但要求义务人长期妥善保管凭证，以防万一，对义务人过于苛刻。认可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发挥证据替代的功能：一旦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即使义务人已进行义务履行的凭证灭失，也可通过诉讼时效制度对权利人的主张进行抗辩。 [4]其二是强调“消灭时效之作用，乃在谋社会交易之安全，盖久未行使之请求权，则权利之相对人往往因日久而忘却辩护举证之方;因此权利人亦不免有故意暂不行使权利以待相对人忘却防御方法之后，始行起诉者;此于社会之交易安全，自属不妥。” [5] 　　第三，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时效期间届满的案件往往因年深日久，证据难以查找，而权利人虽确有权利，亦往往难以举证，以致案件的真假是非难以判断，故实行时效制度，又有利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6] 　　第四，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果权利人长期不行使权利，会导致呈现一种权利不存在的状态，并使不特定的第三人对这种事实状态基于合理的信赖，产：生相应的预期，形成当事人间相应的稳定关系。如果允许权利人无论何时均得主张其权利，势必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法律力图实现的目标相悖。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限制了权利人得以主张权利的时机，保护了不特定第三人对当事人间呈现的权利不存在状态的信赖，从而通过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了交易安全，有助于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7]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论述都有一定道理。但正如前文所言，在民法的范围内唯有包含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方可以成为民法中对民事主体的自由进行限制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而学界阐述的有关诉讼时效制度的前述功能，并非全部都与公共利益的维护或实现有关。试分析如下。 　　先看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功能。权利人是否行使权利，当属权利人私法自治的范畴。财产性的民事权利尚且允许放弃，为何就不允许权利人“躺在权利上睡觉”?再看避免义务人举证困难的功能。在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对立的利益关系中，缘何为了避免义务人的举证困难，就要牺牲权利人的利益。二者同属民事主体私人利益的范畴，缘何就厚此薄彼?可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