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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不良信息管理论文：第三者效果与网络不良信息管理 [摘要]　本文应用第三者效果理论探讨了网络不良(色情、暴力、虚假)信息的影响机制。它以深圳420名网民的电话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第三者效果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力进行了统计检验。本研究所进行的网络谣言和网络警察的调查分析突显了网络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第三者效果;网络管理;不良信息 “第三者效果”( third-person effect)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往往认为媒介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Davison, 1983)。它曾被应用于色情、暴力、广告、选举新闻等各类媒介信息的研究。其中, Gunther(1995)以全美调查数据为基础所进行的拓展最有意义。他指出,第三者效果包括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且两者之间存在关联。在认知层面,人们倾向于夸大媒介信息(尤其是不良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而低估其对自己的影响;而这种偏见(认知差异)又会进一步导致人们在行为层面支持政府对不良信息的监控。学者们为第三者效果寻找到多种解释。其一,归因理论,即个人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归因到客观条件,而把他人的行为归因到主观特质(Heider, 1958)。因此,在推测不良信息所产生的影响时,人们对自己和对他人采用不同的标准,从而导致认知偏差。其二,心理学上的“乐观偏见”(optimistic bias),即人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比他人聪明、理性、坚定。因此,不良信息对自己的影响会小于对他人的影响。总而言之,出于提升自尊和营造正面自我形象的需要,人们会采用上述自我保护机制来对不良信息的媒介效果做推测(Perlof,f2002)。决定第三者效果大小的因素有三类: 1)媒介信息越负面,越背离社会期许(social desira-bility),它所能引发的第三者效果就越强烈;2)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越大,则第三者效果越明显; 3)被测者本身的人口特质,如年龄、教育程度、媒介接触等。网络环境下的第三者效果当前,互联网上泛滥成灾的不良信息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切关注。本文认为,第三者效果可以阐释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政府进行有效网络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比如, Lee和Tam-borini(2005)针对韩国和美国大学生的比较研究验证了网络环境下的第三者效果:受访者认为网络色情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并因此支持政府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在台湾学者针对璩美凤性爱光碟事件的研究中,第三者效果不但在认知层面有所表现(即,认为他人受此光碟的影响大于自己);而且在行为层面,人们在强烈支持政府严惩色情媒介的同时也加强了自我约束,不愿参与性爱光碟的传播(Chia, Lu, McLeod, 2004)。可以预见,在网络环境下,第三者效果会成为一种解释力强、应用范围广的理论。现有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网络色情,而忽视了暴力、虚假等不良信息。而且,研究者在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 Internet self-efficacy)这一关键变量的作用上也存在争议。Chia等(2004)发现在新技术使用上拥有更多自信的人更愿意向陌生人传播性爱光碟,而Lee和Tamborini(2005)却没有发现类似的关联。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我们以网络不良(色情、暴力、虚假)信息为研究对象,检验第三者效果在受众认知和行为层面的表现,以及人口特质的中介影响,并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假设: 1)在网民心目中,网络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力最大,对普通百姓(他人)的影响力其次,对自己的影响力最小; 2)网民所认识到的不同人群受不良信息影响的差异程度越大,则对政府加强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也越高; 3)人口特质,如人口变量和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可决定第三者效果的大小。 最后,我们以网络谣言和网络虚拟警察为例来考察第三者效果给网络不良信息管理带来的挑战。研究方法抽样调查2006年12月,我们利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CATI)系统随机抽取793位深圳市民进行访问。以年龄和上网与否作为过滤指标,我们得到518位14岁以上的网民作为样本。其中,共有420位完成了所有提问,构成最终的有效样本。变量测量主要变量都是通过5级量表进行测量。首先,在认知层面我们请受访者分别评估网络不良信息对自己、对普通百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程度。然后,我们再计算出网民所认识到的不同人群受不良信息影响的差异程度,如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减去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对普通百姓的影响减去对自己的影响。其次,在行为层面,我们关注网民对政府网络管理的支持程度,请受访者在5级量表上评估“政府有无必要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管理?”人口变量用年龄和教育程度来测量。网络使用的自我效能感以网龄和日均上网时间为指标。网络谣言以流传广泛的“艾滋针”为案例,考察受访者对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