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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性质辨析 　　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在学界和司法界，高危作业致害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成为通说。但在《民法通则》之后我国颁布的其他民事法律如电力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等把“不可抗力”、“用户自身过错”、“受害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过错”、“受害人自身原因”等规定为免责事由，并不都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一致，有的扩大了法定免责事由，由此引发笔者对高危作业致害责任性质的思考。 　　一、高危作业免责事由规定的效力 　　针对电力法、铁路法等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不同，有人认为《民法通则》属上位法，电力法、铁路法是下位法，这种免责事由规定的不同属“立法冲突”，对电力法、铁路法等法律的规定应视为无效。笔者认为，这是对我国法律位阶划分和效力关系的误读。 　　首先，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判定立法冲突，关键看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的法律是否属同位阶，同位阶的不同法律，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不是立法冲突。立法法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位阶划分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5个位阶，其中“法律”是一个位阶。立法法并未对“法律”再作不同位阶的划分。宪法、立法法在论及我国法律体系和效力关系时，都是将“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之外的其他法律”统称为“法律”，并未规定它们的效力存在不同。 　　其次，直到目前我国最高立法、司法机关并未修改或否定电力法、铁路法等法律对免责事由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法民字第5号对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从事高空高压等对周边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适用民法通则还是电力法的请示的复函》中明确指出：“两部法律对归责原则的规定是有区别的。但电力法是民法通则颁布实施后对民事责任规范所作的特别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你院所请示的案件应适用电力法。” 　　综上分析，电力法、铁路法等法律与《民法通则》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对高危作业免责事由规定的不同，不是立法冲突；应根据立法法所确立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准据法。 　　二、高危作业免责事由规定的性质 　　这里讲的性质，是指法律规定的高危作业免责事由的不同对致害责任性质的影响。笔者认为，法律仅把“受害人故意”规定为免责事由的，不影响高危作业无过错致害责任的性质；而把诸如“用户自身过错”、“受害人自身原因”等规定为免责事由的，致害责任就不再是无过错责任的性质。 　　第一，受害人故意的过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其造成的损害，从根本上割断了高危作业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联系，高危作业行为人不存在任何承担责任的根据。而“受害人自身原因”、“用户自身的过错”包含了受害人过失的过错，法律将受害人过失的过错规定为免责事由则从根本上背离了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二，在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中存在过错推定规则。侵权行为法理论中的过错推定可以分为一般过错推定和特殊过错推定：一般过错推定，指法律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负民事责任，但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所致，可以被免除责任；特殊过错推定是指在某些特殊侵权行为中，法律规定行为人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必须证明有法定的抗辩事由的存在，以表明自己是无过错的，才能对损害后果不负责任。由此可以认为：电力法、铁路法等法律对高压电、高速运输工具等高危作业所确立的致害责任是特殊过错推定的性质。 　　三、结论：高危作业致害责任性质是二元结构 　　综上，高危作业致害责任的性质包括无过错责任和特殊过错推定责任两种形式，属二元结构。 　　两种责任形式有着原则的区别：无过错责任，是不以行为人有无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一种法定责任形式；而特殊过错推定责任是从损害结果中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只有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且具有法定免责事由存在，才能对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 　　确立无过错责任的立法目的，在本质上不是制裁不法行为并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而是对受害人的损害提供补偿，是“从整个社会利益之均衡、不同社会群体力量之强弱对比以及寻求补偿以息事宁人的角度来体现民法的公平原则的，它反映了高度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公平正义观，也带有社会法学的某种痕迹”。确立特殊过错推定责任的立法目的，是在贯彻“为自己行为之责任”原则前提下，通过加重行为人的（举证）责任来强化对危险的控制和对受害人保护，兼有发挥法律责任补偿受害人损失、预防损害发生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功能。无过错责任“大多体现了社会福利政策，并且旨在为不幸的受害人提供适当的补偿，它往往以责任保险制度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