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四时捺钵”文化价值.docVIP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傅乐焕（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先生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姚从吾先生（台湾学者）编著的《东北史论丛》上下两册，1959年9月台湾正中书局发行。从中透析“四时捺钵” 的文化价值。 一、“四时捺钵”是辽代开创的契丹族的中央政府和皇城的迁徙流动制度 1、“四时捺钵”的制度框架。在研究了辽代的“四时捺钵”现象之后，我们首先强烈意识到的，这是一种国家制度。作为制度，其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完整性、稳定性，不是某一帝王率性而为的个人行为，也不是某一阶段出现的偶然现象。更不是简单的游幸活动。从制度来看，其结构至少包括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行为主体与留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