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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世界大战改变中国思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深刻影响。站在百年历史节点，8.月17日，一场由人民日报社旗下《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的“百年一战，百年中国——一场世界大战改变中国思想”主题沙龙在北京彼岸书店（北航柏彦店）拉开帷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专家金雁，《财经》杂志副主编苏琦做客沙龙现场，探讨“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专家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脉络中的几大主要思潮都能在“一战”中找到原动力，正是“一战”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质疑。以下为现场实录（节选）： 杨度主张抛弃民主共和实行君主立宪 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主持人）：经过二十几轮谈判，1915年5月，中日达成妥协，签订新的条约——“二十一条”。也就在这一个月，中国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下子引起了对前面十几年的怀疑。这就是杨度发表的《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讲到了一个观点：中国为什么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不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出现问题了吗？ 马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这之前，从民国初年开始，政治困境一直都存在。“宋教仁案”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挫折，使大家都觉得政治家有问题，但是还没有人从根上去怀疑民主道路。杨度这下子就把这个事情戳穿了：根本上就是政治制度出问题了。我们不应该实行民主制度，而应该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提出这个说法要有相当的胆量，因为这时候民主不只是像我们讲的深入人心，而且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杨度的操作方式是要建立君宪的架构，“大位不可争夺”，这样各种政治势力才可能在这种“大位”的力量之下达成新的妥协。 杨度1915年5月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可以看到下半年。紧接着梁启超就对其提出怀疑。顺便提一句，实际上梁和杨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过去也有很密切的往来，后来的来往更多。等到6月份，梁启超就和冯国璋来北京找袁世凯。他们认为因为杨度的说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政治架构往回改。往回改的目标就是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当皇帝当然要废掉民主的架构。梁启超和冯国璋就来问他，你是不是要当皇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讲不是的，我当什么皇帝呢。我的大儿子是个残疾人，二儿子是个假名士。另外几个儿子年龄都还很小，当个排长、连长差不多，以后怎么能把国家给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几个皇帝的后人是有好下场的。 按道理来说，我们会以为袁世凯讲的是假话。后来我研究了一下，袁世凯说不会称帝可能不是假话。他当时面对的是两个一文一武最知心的人。如果他在6月份就有这个想法，一定会向身边最知己的人透露。冯国璋嘛，北洋系的，角色很重要的。梁启超从辛亥革命以后也一直是无条件地全力支持袁世凯成立一个有力量的中央政权。 段祺瑞强势主导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 梁启超提出这个问题后，整个下半年社会就动起来了，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分裂，知识分子们开始讨论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在这个过程中思想界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即1915年9月1日《新青年》的创办。 《新青年》推倒了杨度的逻辑，提出民主走了好几年了，共和也已深入人心，为什么还敢出现这样的逆流呢？为此，《新青年》认为在政治改良和经济发展之外，必须有文化层面的变革。《新青年》在1915年提出这个问题，把对国家出路的讨论上升到了一个更深层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当时陈独秀的这种想法，以及后来衍生的新文化运动都是“一战”导致的结果。 1915年就这么过去了。1916年，中国就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当中：帝制和反帝制的斗争。1917年是参战和护法运动。经过这么些折腾，张勋第二次复辟之后，段祺瑞掌权并强硬地把中国带到参战的立场。所以说段祺瑞还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中国赢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地位，得以参与巴黎和会。当然中国也付出了代价：虽然中国是象征性地出兵，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中国劳工到了欧洲，为“一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战”引发思想界对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 整个过程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什么影响？首先，刚才我们提到了，已经有人对民主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这个怀疑用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新儒家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的自主性的崛起”。“一战”之后，新儒家就堂堂正正地登台了。新儒家认为中国可以不走民主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新儒家出现的最重要的论述即梁漱溟在1919年和1920年左右的论述，那时他就提出了“中国的自主性”的说法。 其次，可能就是对资本主义非常明显的批判。这方面最有认知的当数严复。在之前的20年，即从1895年以后，严复都在引领中国寻求富强之道，主张学习西方。严复在1915年的几篇重要文章里都讲，前边30年为什么出问题，因为我们学西方没学到根本。严复讲马有马之骑，牛有牛之路，不能分割开来重新组合。严复主张文化的整体性，要完整地学习西方。 严复在1914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