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摩擦.doc

中国汽车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摩擦 （梅新育） 中国与美国、欧盟、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贸易政策争端已经进入设立专家组阶段，这是中国首次在世贸组织单独打官司，应该说是标志性的事件，值得追踪，在此把自己围绕这个问题写的一些代表性文章陆续贴上来，希望与诸君共同探讨。 考虑到我本科是学机械出身，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毕业时，导师给我定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战后美日汽车贸易政策的回顾与前瞻》，当时就感到我们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有朝一日会与发达国家产生摩擦，读博士期间在此基础上写了下面这篇论文，搁置修改几年，后来以“《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摩擦》”为题发表在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现在此全文发出，并向我在武汉大学时候的导师高玉芳先生致谢，当时想不到他给我选的学位论文题目日后会成为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当然，现在自己思想发展了，这篇文章最后的论点现在未必都赞成，还是原貌贴出来。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许多领域推行了内容广泛的产业政策。八十年代以来，旨在选择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产业政策的主旋律。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贸委、机械工业部制订的我国首部行业产业政策——《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又将汽车工业与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建筑业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许多省市也制订了发展汽车工业的地方政策。然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日，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的洪流正将昔日彼此分割的各国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结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对外经贸的互动作用日益突出，贸易伙伴的反应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其经济政策的影响就是一个突出范例。因此，各国在制订任何一项产业发展政策时，都不能不顾及该政策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及其可能作出的反应。显然，要考虑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可行性，就应当未雨绸缪，深入研究其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政策的矛盾。《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是我国的代表性产业发展政策，美国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其贸易政策在全世界影响最大，《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与美国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拟以此为例展开分析。[1] ? 一、 汽车：潜在中美贸易摩擦热点 1971年，美国自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23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从此，美国贸易逆差如脱缰之马，1987年已达1595亿美元之多。[2]面对与日俱增的贸易逆差，美国人将之归咎于外国对美国商品和劳务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法，着眼于打开别国市场的进攻性贸易保护主义悄然兴起，并日益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早在1978年1月19日，卡特总统就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3]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由商务部长领导的贸易反击小组，责成其查明和制止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成为美国实践公平贸易政策之滥觞。此后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贸易与国际经济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The Omnibus Trade Competitiveness Act）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趋势。克林顿政府鉴于经济竞争成为冷战后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公开宣称：“……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开辟新的国外市场和扩大世界贸易量。因此，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坚持把进行公平贸易作为扩大贸易的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4]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克林顿连任后，其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拟订今后美国外交六大基本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继续建立像拉美那样的开放的地区经济和全球经济，通过出口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90年代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大有一枝独秀之势，贸易逆差却有增无减，1990-1998年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916.24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334.48亿美元，[5]成为威胁美国“新经济”的隐忧之一；同时美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日甚一日，到1997年底已有1150多万个就业机会依赖于出口，[6]从而决定了美国公平贸易政策基本原则必将持续下去。 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藉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其主旨是在国内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根本上增强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同时由政府出面致力于消除贸易伙伴“不正当、不合理、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或做法”，为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打开有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