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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人生烦恼 池莉的《烦恼人生》是作为“新写实”小说产生的标志而出现于文学界和评论界的。“新写实”小说有着比较一致的审美追求和创作倾向，那就是：密切关注凡俗、琐屑而又无奈的生存状态，极力抹平艺术与生活的沮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以“零度感情”叙说生活的冷峻与沉重，揭示人生的本相与原态。这些特点，在《烦恼人生》中都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 　　 　　女性意识下的男性形象 　　 　　池莉的小说始终都是以鲜明的女性意识来观照和表现女性的生存状态，因此有人将其作品称为当代典型的女性小说。然而让池莉首次体验文学大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却偏偏是个男性。 　　按照故事情节推算，主人公印家厚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同时代的城镇青年一样，他也有过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历程，返城后则成了钢板厂的一名现代化的操作工。小说展示了主人公一整天的生活经历，随着空间的不断转换，他也不断地变换着父亲、丈夫、邻居、工人、情人、女婿、乘客、拆迁户等身份。他对本职工作怀有纯正的感情，生活中追求着真诚与善良，内心深处还有一块理想的天地。但在这一天时间内，他为自己应得的一切而苦苦挣扎，活得极为紧张和沉重。这一天的经历实际上是他一年甚至将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个缩影。正如印家厚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父母生病住院，天天去医院护理。兄妹吵架扯皮，开家庭会议搞平衡。物价上涨，工资调级，黑白电视换彩色的，洗衣机淘汰单缸时兴双缸——所有这一切，他一一碰上了……”印家厚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也许正因为这普通、这平凡，才使得他成了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平民形象。 　　以女性的眼光来评价印家厚的性格特征，“人情味”三个字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面对着生活的琐屑、芜杂，他常常焦躁、烦恼，甚至无奈和迷惘；面对妻子的任意鄙薄，他偶尔会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但更多的是体谅、理解并巧妙地平息夫妻间出现的风波；面对天真、美丽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徒弟表露的爱慕之情，他能理智地予以拒绝；他虽然也有对昔日恋人的温馨回忆，但接过老婆递过的一杯温开水、扔过的一条湿毛巾，他便觉得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他接受了同事递过的一支香烟后，他必然大方潇洒地朝周围撒上一圈烟作为回报；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尊重自己的领导和同事，但惹急了也会把半碗饭菜和着炒白菜中的青虫扣进食堂管理员白围裙胸前的口袋里；碍于面子他极不情愿地收拾锅碗洗涮碗筷，但看到在公共卫生间里洗碗的全是男性，他也就心安理得、顺应自然了。面对生活的单调、沉闷、重复与烦恼，印家厚无力改变与抗争，他只能无可奈何、一忍再忍放弃抗争。即使如此，他仍然认定：“当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黑暗原来并不怎么黑”，他甚至觉得自己生活正常，家庭稳定，精力充沛，情绪良好，能够面对现实，“前景应是一片诱人的色彩”。尤其是他爱他的孩子：“他的儿子，和他长得如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他不能让他乱跑，小心撞上车了；他又不能让他走太久的路，可别把小腿累坏了。”他爱他的家、他的老婆：“老婆递过一杯温开水，往他脸上扔了一条湿毛巾。他深深吸吮着毛巾上太阳的气息和香皂的气息，久久不动。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家！他的老婆！尽管是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的老婆！”在女人眼中，男人只要爱家，爱孩子，这就足够了。 　　小说中还有两个男性形象：印家厚的知青伙伴江南下和厂办秘书小白。江南下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露面，而是通过一封来信述说了他与印家厚、聂玲等人的那段令人忧伤、令人怀念的知青生涯。可是他正面临着婚姻危机，生活在比印家厚更加复杂的烦恼之中。小说并没有过多地叙述小白的烦恼，仅仅提到他曾受到印家厚误解时的一丝丝委屈，但从他在轮渡上对一首题目是“生活”内容为“网”的诗歌大声叫绝的情形看，这位热心于文学创作、有着满腔激情的青年，同样也摆脱不了生活这张无形的“网”的束缚。由于有了江南下和小白的映衬，主人公印家厚的形象无疑显得更加丰满，更加富有质感。 　　作者还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刻划了三个对印家厚的生活乃至心灵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形象。聂玲是他的知青伙伴、初恋情人，“只有她才能真正激动他”。可是她在作品中并没有正面出现，而只是像一个梦幻潜藏在印家厚心灵的深处。如果说聂玲是印家厚情感世界中的一支变奏曲，那么，那位热爱幼儿园工作的肖晓芬则是不经意间跳出的一个音符。雅丽是一位比他的老婆要“高出一个层次的女性”，是他乐于留在厂里加班加点以便与她待在一起的聪明、年轻、活泼、漂亮的女徒弟。而且，这位徒弟当面请求永远跟随他“不想出师”，为的是要改变他的生活，“你不能那样过日子，那太没意思太苦太埋没人了”。然而，面对她敞开的怀抱，他怦然心动但最终还是拒绝了，因为拒绝投入她的怀抱的理由太多太多。妻子却是个“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的女性，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