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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民商法部门内的权利互动现象 来源:法律论文网 　　摘　要:独立的商法呼唤独立的商事权利体系,而商法与身俱来的特别民法的秉性则注定了民事权利对商法的渗透,以票据法为例加以阐释,民商事权利之间的互动体现在票据权利对传统民事权利的僭越以及传统民事权利对票据权利的钳制两方面,而这种互动局面直接导致了整个商法体系的紊乱。文章通过对我国民商法部门内权利互动现象的成因、内容的分析以及互动弊端的总结、反思,提出了“通过层次化来实现体系化”的独立商事权利体系的构架。 　　关键词:民商法;权利;互动;票据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各种商事活动已经遍布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日渐多样的商事实践推动着商事理论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内关涉商法理论,尤其是总论范畴的着述不乏可陈,但是,极少有人对商法部门中的各种权利展开系统的探讨,致使商事法律关系的核心缺失,严重制约了商事立法朝现代化方向迈进。我国民商法之间的异质性和同质性以及混合式的商事立法模式决定了同一商法部门中会同时存在两类不同的权利类型,即商法外的民事权利以及商法内的商事权利。笔者不揣简陋,以我国票据法为例,展开针对这两类权利的横向分析,总结这种现象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独立商事权利体系的若干思路,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1 　互动的成因 　　每一种法律体系内的许多法律都必然与权利体系相联系,或预先假定它们的存在,试图孤立地研究权利概念已经忽视了权利与规定它们的法律之间的联系[1 ] 。民、商二法共同组成私法体系,商法的独立要求商事权利体系的独立,但商法的独立亦是相对于民法的独立,商事权利体系无法摆脱民事权利体系的影响。商事权利是商事交易中的权利,是市场主体拥有的特殊权利,而民事权利则是民事活动中的权利,是民事主体享有的一般权利,根本上说,这两者的互动源于民、商两个部门法之间的博弈。 　　通说认为,近代商法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远程海上贸易的兴起壮大了商人阶级,由商人阶层发起成立的商会订立了大量的商事自治规约,这便是西方11 世纪到14 世纪盛行的商人习惯法。但16 世纪后的近代商法并非对商人习惯法的简单确认,而是对民法的一种弥补,近代商法的诞生依赖于民法,伴随着人类进入现代时期,商法也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无业不为商” 　　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现代市场交易之中,民事关系同商事关系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人的普遍商化导致商法中的商事主体很难区别于民法中的自然人与法人,商人从事的商事行为也与民事行为发生大范围的混同。民法商法化和商法民法化是指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达而在民法与商法之间存在的一种“互化”的趋势,具体说来,民法商法化表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主体的泛化,民法对交易活动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使民法的商事化色彩不断强化;商法民法化则表现在商法的独立性在商法的发展中不断被削弱,商法对民法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并不断向民法靠拢[2 ] 。民法商法化的最终结果是商法的独立,而商法民法化则会逐渐消解商法的独立性。 　　在民法的影响之下,商法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名分与地位,但只不过以“特别法”的身份偏安一隅,其结果,不仅使商法只能一直在缺少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之下跛足而行,而且民法也日益显示出封闭性。随着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破灭,传统民法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与继承权等权利体系的划分显示出不周延,诸如股权、营利权难以在民法中确立归属[3 ] 。如此一来,商事权利开始逐步脱离民事权利的羁绊。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普遍商化”现象的加剧又促使民法中的人格权法映射到商事主体之上,并形成商事人格权,自然人、特别是企业法人人格利益的商品化以及商事人格权的确立集中反映出民事权利对新型商事权利的塑造。反观商法内部,由于商人主义与商行为主义之间的争辩长期存在,对商事权利的定位也深受主客观双重标准的影响,如果说商事人格权是民商事权利完美融合的展现,那么各种伴随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类型则是民商事权利相互冲突的产物。 　　民法的调整对象以静态的财产关系为主,特别关注财产的归属、重视对财产秩序的维护,而商法则侧重于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注重商品交易过程中财富的增长和商人利益的实现。动态财产关系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对静态财产权利的清晰界定,现代商法强调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但“私法公法化”趋势下的国家干预主义无疑会破坏商法的私法属性。因此,在“私法二元化”的框架之下,在承认商法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一般民事权利与特殊商事权利的互动状态得以稳固。 　　2 　互动的内容 　　在我国,“商法”一词可在多种语境之下加以使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制定了大量调整市场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统称为“民商法”,在这种语境中,“商法”是指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