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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 　　律师介入侦查程序，打破了侦查的封闭性，进一步平衡了侦查阶段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但是，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的行使作了很多限制，仅赋予侦查阶段律师一定的会见交流权，没有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极、查阅侦查案卷材料机、调查取证权，使律师难以真正介入侦查程序，难以发挥辩护作用，导致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虚化。为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执业权利的实现，笔者就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作一些初浅的探 　　一、律师介入侦查限度的法理分析 　　刑事诉讼既有人权保障的机能，又有社会保护的机能，“人权保障的机能与社会保护的机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都应当互相协调”。具体到刑事诉讼，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主要表现为犯罪控制与人权保护价值取向的变化。侦查的目的是发现案件真实，打击和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而“对秩序或安全的向往与追求自由一样无可厚非??只要寻求秩序或安全的手段合法、有序且不突破尊重人之基本尊严、人格权和自由的底限。”侦查阶段查明案件事实是基本诉讼目标之一，只有在大多数案件中查明案件事实，揭发、惩罚了犯罪人，人们才会认可社会正义得到了伸张，政府作为保护人的作用得到发挥，诉讼作为最终解决纠纷的手段的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律师介入到侦查程序中，必然要接触到案件的秘密，从而洞悉侦查思路并得出反侦查策略，一旦被用于反侦查，将严重阻碍案件侦查，甚至导致案件久侦不破。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过度介入导致大部分或极大部分诉讼案件不能发现实体真实，那么，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被论证得多么完美，都不会被人们接受。 　　因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只有有了前提性限制，才能进行道德合法化。”“在制度化的法社会，设置自由的界限亦是使自由成为可能。”权利和权力亦如此。在法治社会，没有哪种权利是无限度的，个人权利必在公共权力那里遭遇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虽然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仍应当服务于正义的目标，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和限度之内。正如英国上议院在2000年12月14目一份裁定书说到的：“人们必须记住，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不是(刑事司法)要追求的唯一目标。刑事司法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免除犯罪对人身或财产的侵害或由此带来的恐惧。而且，严重犯罪应该受到有效的侦查和起诉，这是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司法)对各方都必须是公正的。在每一个刑事案件中，它要求法官考虑三角型利益关系，包括被告人、受害人或其家庭以及公众的利益定位。” 　　二、律师介入侦查的限度 　　为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有效地进行执业活动，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应当确立合理的限度。 　　(一)首次讯问，律师在场时应当设置隔离带 　　首次讯问在侦查阶段的重要性决定了讯问时律师在场应当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侦查程序启动后，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侦查活动，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客观上所具有的证据价值以及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是不能否定和低估的。侦查实践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大多数案件中成为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主要证据，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也常常以供述为来源，而在历次讯问中，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最为重要。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首次讯问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犯罪事实能否最终查明。 　　而讯问的过程，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双方博弈和较量的过程。一般而言，犯罪嫌疑人总是否认自己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或者避重就轻地供述某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特别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目标下，法律留给讯问方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因为既要让犯罪嫌疑人自觉自愿地供述自己的罪行，又要让他的自由意志和尊严丝毫不受任何损害的措施几乎是没有的。这样，在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与获得有价值口供这两种价值的冲突面前，讯问方法就必须在人权保障原则留给自己的狭小空间内尽可能施展自我，完善自我;另一方面，人权保障也不可以无限扩展自己的地盘。相反，应当划定合理的界限，甚至要适当让出一部分空间满足讯问的价值追求。为了平衡两者的关系，既保证首次讯问的需要，又保障律师在场权的实现，律师不一定面对面直接在场，间接在场也可以达到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放首次讯问时律师在场应当设置适当的隔离带，使犯罪嫌疑人看不见律师，保障律师能够看得见。听得清整个过程的讯问，间接在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二)首次讯问后的历次讯问中，律师在场权不受限制 　　首次讯问后的历次讯问，限制律师在场权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经过首次讯问，大多数案件能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案件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一方面，对于没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与律师交流，律师能够有效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讯问时律师在场和不在场已经没有多大区别，当然没有限制的必要。另一方面，被羁押的犯罪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