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政策.docVIP

中国的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末酝酿，60年代出台以来，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新历史时期，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果， 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人口控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除胎数放开外，还应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口政策调节。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 这一转型也有利于消解不同社会政策间的概念分歧， 促成彼此一致性的达成。 　　计划生育政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引发争议和关注最多的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从20世纪60- 70年代“晚、稀、少”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向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的转型，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和争论，认为“一胎化”会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所面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老龄化、新生人口性别比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引起了人口学家对独生子女政策是否要持续，以及持续到什么时候的质疑。然而，长期在计生部门工作的同志认为， 如果因为对人口形势的盲目乐观放松警惕、淡化国策意识，会导致几十年艰苦努力换来的低生育水平的局面前功尽弃。因此，有必要建立以“国策上位、区别优惠”为特征的基本国策协调机制，强化各基本国策主要执行部门的参与意识。 　　学者和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并非同一问题。学者们关注的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废与立，并非计划生育政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不等于计划生育政策， 前者作为狭义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调的是“一胎化”；而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民族、地区、城乡的差异，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完全按“一胎化”执行，存在多元变式。 目前学者们提出的独生子女政策调整方案多以胎数为重心，认为从一胎放宽或“渐变”到二胎， 是解决人口政策面临的新挑战的稳妥方案，有学者甚至精确计算出，从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来看，在2020年左右，以二孩方案代替独生子女政策，不存在人口出生反弹的威胁。但对胎数的过度强调，使得大家对政策理念、执行本身都没有予以特别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实务部门和普通公众所面临的最大困惑。这种忽略，某种意义上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转型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本文想突破“胎数”的局限，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不同挑战入手，分析其所面临的理念和效果挑战， 在对不同政策执行效果进行量化评估的基础上， 讨论解决计划生育政策本质性困境的一种调整方案。 一、两类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理念 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何在？这是对未来生育政策方向进行讨论时首先应该分析的问题，但众多讨论往往舍本逐末，忽略了各种异议背后的这一根本性症结。 　　传统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代表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 因此，个体或家庭应该牺牲部分权利和自由，以维持人口总量和资源总量的平衡。这一理念应该说来自于西方社群主义的“善好(Good) 优于权利(Right) ”一说， 即公共利益至上的政治理论。提倡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也多基于此开展分析，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述执行该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政策制定者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以何种方式将维护个体私权和实现公共善好更和谐地融为一体，在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如何兼顾个人利益。独生子女政策的诞生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对效率的迫切需求，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如果仍然以统一化方式从集体利益的角度去宣传和实施基本国策，不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实现上述融合的政策途径，不仅有违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也会令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陷入不必要的困境。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缺乏清晰的理念界定，这一点也直接导致了计生部门、人口专家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意见分歧。 二、历史与地区比较 　　除理念问题的澄清外，选择未来政策方向还需要对现行两种类型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以往的研究在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时，并没有区分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种类型，这是一大缺憾。在指标上，前期研究通常采用总体人口规模、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晚婚晚育率、孩次率、总和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等指标进行评估。本研究根据资料的可得性， 从这些指标中选取了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及生育意愿三种指标，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计划生育政策地区历年来的人口统计数据，对两种类型政策进行一个简要的评估。 　　(一) 两个历史时期人口控制政策效果评估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等于独生子女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城乡以及文化传统下，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然而目前对这些不同生育政策在认识和宣传上都相当有限，公众心目中，计划生育政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