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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2013-03-06 09:59 | 来源:《羌在汉藏之间》? | 作者:王明珂? 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 ?《羌在汉藏之间》 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 　　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了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虽然他的历史建构大多引自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学者关于羌或氐羌的历史研究是为了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陶伦士则是为建立一民族历史。?　　由于他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一神教”，他更近一步将这支民族的历史追溯至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这样的结论，显然来自于他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在那时代深的受演化论、传播论影响的民族学（ethnology）。在演化论的思考模式下，他以“一神教”作为人类宗教演化、进步的极致阶段。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之下，显然他认为此文明边缘人群有如此进步的宗教，是因为这些人为“西方文明者”失落的后裔。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陶伦士之外，其他西方学者（或传教士）也曾将中国西南边疆许多族群当作是“印欧中”、“以色列种”或其他西迁的西亚种族。?　　由1925到1948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也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作调查。除了考察羌族文化外，他也追溯羌民历史。不同的是，他驳斥陶伦士所称“羌民为东迁以色列人后裔”之说。他指出，羌民的宗教并非一神教。他更明白指出，当时有些羌民自称“古以色列人后裔”，乃受陶伦士影响所致。?　　陶伦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是在其历史上。他们和1930至1940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只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以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点愤怒的当今“羌民”。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文化篇”中说明。无论如何，他们的调查成果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也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已从文献中逐渐建构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在这蓝图中“羌”或“氐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连，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粘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中，此时仍被称为“羌”的族群。他们像一个活得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及语言分类的帮助下，这个民族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排除历史上被他族同化的“羌”，而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作“羌民”的族群。关于“羌民”如何成为“羌族”，在后面我将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前辈著名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仍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史上不断迁移，融入他族或形成新民族。如此“羌族史”，不仅将由商代至今的“羌”联系起来，并将许多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根据他们与羌或氐羌的关系——与汉族联系在一起。如。马长寿在其《氐与羌》一书的绪论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至今仍为羌族。因此，他认为：特别是羌族，自古以来从今河南一直向西，到今新疆南部帕米尔高原，向南直到今四川西部和南部，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他们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羌族史的重要性，任乃强在其《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之序言中，有更清楚的说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羌族演化为许多支系，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在仍然存在我国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溯其来源，大都与羌族有关。因而，研究羌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以及民族识别、民族团结工作都极为重要。?　　由于此时“羌族”已为一少数民族的具体指称，此一阶段的羌族史书写，多少都提及当前川西北的羌族。这个被认为有自身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被当作是历史上“羌族”的活化石证据。羌族之现实存在，赖“历史”而得到合理的诠释；“历史”也由于羌族之存在而被人们信赖。因此，清末民国以来与此相关的模糊历史人群概念，如“氐羌种族”、“西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