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政府管理创新.docVIP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创新 1987年9月14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教授和中国互联网先驱王运丰教授等人在北京联手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该邮件于当月20日成功发送到德国。此事，标志着中国走向互联网时代的第一步。20多年来，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的影响，时事评论员吴钩有这样的看法：“互联网对中国的革命性影响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提供了一个没有边际的横向联系平台，以及一个没有中心的意见表达平台。……事实上，互联网已经成了推动中国向更开放、更自治的社会转型的重要加速器。” 中国互联网发展概要 二、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网络政治参与是指政治参与主体通过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日渐普遍的政治现象，并对推动政治参与水平和促进民主化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网络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 伴随我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通过网络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人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网络空间或许是虚拟的，但网络问政的所问及其背后的权力冲突，都是真实的。真实的权力冲突需要真实的权力运行来化解。 　　得到一些媒体热捧的“网络问政元年”以及诸如此类的表达，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证据所证实。最新的注脚是，刚刚闭幕的“两会”俨然成了一场网民问政、议政的狂欢。3月14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发的一份记者调查表明，全国“两会”期间，除甘肃代表团外，全国有30个省（市、区）和23个中央单位的136名官员（其中有22名省级党政一把手和11名中央单位一把手）“触网”，有的是直接回答网民在线提问，也有的是接受网站组织的访谈。 　　网络问政的“热”与“冷”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前的2月28日，温家宝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从“胡哥”、“温总”近年来对网络民意的高度重视看，总理与网友此次在线交流与此是一脉相承的，并照例引发了网民的热情追捧。 　　在网络问政“热度”持续不减的同时，也有一种对网络问政的“冷”在如影随行。最受舆论关注的似乎仍然停留在“官员上网”这一姿态本身，而不是官民通过网络进行“问政”的内容（“岭南十拍”是个极为罕见的例外）。在众多官民网络交流里，网民对官员上网的惊讶，和官员以声称自己也经常上网来表达出平易近人的从政风格，似乎就是这场互动的全部意义所在。本应成为主角的“问政”却被人为地冷落一旁。 　　应当承认，对于官员而言，学会倾听，愿意倾听也是一种进步。但“网络问政”的落点仍在“公民参与政治”，而不仅仅在于倾听民意，更不在只倾听网络民意。从网络问政区别于网下问政的特征讲，网络在信息交流上空前的开放性与便捷的互动性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平等，这对传统的公民问政参政形态构成了质的冲击。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曾谈道，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许多学者对中国式的网民问政也有同样乐观的看法。从技术上分析，网络确实开辟了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新渠道，并为“协商性民主”或“参与式民主”进入中国的日常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可能。 　　但对于一个“中国式问题”而言，网络问政的有效性仍在技术可行性和官员高姿态之外。权力本位的主导，制度保障的缺失，使得网络问政仍不得不依赖于它指向的对象。如今年登录各强势媒体的“E两会”虽然规模空前，但通过这种网络形式所征集到的网民建言，在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一元化话语结构中仍然极为微弱。以人民网上最受瞩目的两个网络提案———“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和“停止计划生育，放开二胎”为例，迄今为止，我们仍没有看到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给出任何回应。“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实则20年前就成为人大代表的正式议案。既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也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支撑，甚至不久前还得到了总理以及中纪委高官的肯定，却仍然难以进入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放开二胎”的网络提案与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案相比，它的命运还要更糟。从平面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的“两会”上有任何与此相同或相关内容的议案或提案，更遑论进入代议机关的议事日程。如果网络问政的结果只是“网上的归网上，网下的归网下”，这种被寄予了厚望的新型民主形态又有何出路可言？ 　　从网络问政在中国获得迅猛发展的原因上看，与网络舆论平台的平等、自由、免费这三大特点密不可分。与这些特征相对应的，则是网下的相对不平等、相对不自由和发表权的较高准入标准。以博客为例，其本来面目应为“私人网络日志”，在极度缺乏表达平台的中国，“私人网志”却迅速演变成了具有公共性的发表园地。在中文博客中，无论是风风火火的名人博客，还是或热或冷的草根博客，大多是将“私人网志”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