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doc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学 --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摘要：历史人类学为传统史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本书中，集中体现在王明珂的边缘理论，该理论调和工具论和同根论，一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人们的眼光从中心引向边缘，强调从边缘看中心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探讨了今天羌族的由来，得出结论认为“羌”只是一种华夏中心对西方边缘人群的动态的历史观念的反应。进而从近代建构论的剥离中总结出了作者的关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边缘理论在学术理路上和古史辨派有诸多的继承关系，但是作者又没有仅限于此。在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史学研究甚至是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边缘理论；羌人；古史辨派；实践 20世纪的后期，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就是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它一方面注重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如文献考据、文本梳理等，试图发现历史运行的规律；同时借鉴了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注重田野调查，更直接一些讲可以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历史，对以往历史学研究中多注重政治史的不足更是一个有力的补充。人类文化的演变，族群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族群关系等在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论题。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传统历史学的解构和颠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留下来一堆问题，历史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问题中产生的一个非常有用的解决问题的利器，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春天，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中，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明珂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在理论和方法以及认识问题的视角上都有诸多创新之处。作者的核心观点基于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人们开始注重历史文本的解读来选择、重建和诠释乃至虚构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都是基于一种共同的预设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中国人的特质，即中国人目前仍然受巨大影响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的思维范式。把所谓的民族当成一种有这些客观的文化特征的人群，并且以此把它们和其他的民族或族群相区分。同时作者深刻分析了近代以来民族史研究中的溯源法的缺陷，也是基于民族是一个有着特定文化特征的群体。而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这样的民族的认识特征并不是构成民族的充分条件，这样的民族史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作者试图通过一些看似简单但实则蕴藏巨大玄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中国人”“为何我们宣称自己是谁”来反映人们认识的误区，由此引出了边缘的理论。即我们一个民族或者族群赖以维持其发展和存在的关键是其边缘的变化，而非其内部的文化特征多么的强大。在中心地带，我们只能找到主观建构出来的观念，只有从边缘看中心，才能找到合理的视角。边缘理论打破了近代以来一种典范的历史建构的思考和写作模式，给我们诸多启迪。 一、高屋建瓴--本书在理论架构上的创新 这个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特征的是 “边界”，而非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也就是说族群更趋向于一种主观认同。对认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变迁的不同认识有了西方人类学界的工具论者和根基论者。工具论者强调人们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族群只是人们为了获得最大竞争优势的可变的工具。根基论者强调族群认同根性的基本情感，以此来凝聚同根人群。 王先生结合集体记忆理论和族群理论，调和工具论和根基论之矛盾，提出了民族边缘理论。该理论和我们传统上研究民族史的溯源法有巨大的不同，一方面在考古学上，由注重器物之传播、演变转而注意人类的经济生态，以重建族群边界产生的资源生态背景；在文献上，将文献当作历史记忆的文本，分析历史记忆中所表达的“我群”与“他群”的边缘分野和变迁。沿着这个思路，结合人类学中的历史学研究将使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族群现象又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历史又和族群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 作者的上述理论的集中体现就是在族群和民族的重新定义中。民族的概念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历实体论的观点，即认为民族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的共同体，基本的研究路径是运用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语言材料的考证和排比，归纳出若干文化特征，并展现民族和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王先生认为民族的共同祖源和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集体想象，人们总是为了说明民族的实体性，不惜强化一些文化特征而弱化其他的方面。同时王先生也指出了近代建构论的不足，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和真实性以及人类族群的现实关怀。而这恰是历史实体论的长处，但是历史实体论的观点常常带有某种主义之下的建构，常被政治势力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资源竞争和分配体系中，集体的失忆和记忆，人们选择或丢弃了某些祖源或文化的特征，达到本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