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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院实施国际法：问题与挑战 李 尊 然 内容摘要：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法审理案件的范围日益扩大，也遇到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在确定对跨国案件的管辖权时，国内法院需要把握国家行为理论的发展，权衡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和“对一切”义务的原则，并克服来自行政等方面的干预；国内法院对跨国案件的裁决有助于维护国际法律秩序，有助于习惯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国内法院应当适应国际法发展的要求，以全球的眼光与时俱进地对条约进行解释和适用。因此，要重视并扩大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法处理案件的范围。 关键词： 国内法院 跨国案件 国际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级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中原工学院讲师 电话010Email：lizunran@ 由于许多国际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建立，如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但与此平行的是，国内法院受理跨国案件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包括了诸如国际贸易与投资、人权、环保、刑事、行政等案件。在司法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国内法院在受理跨国案件适用国际法方面有较多实践。发达国家学者也强调国内法院在实施国际法中的作用，主张在有密切联系（germane）的情况下扩大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法处理案件的受案范围。 我国法院受理的跨国案件主要集中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投资等私法领域以及一些普通的跨国刑事案件。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O和大量的国际人权、环境保护等条约，国内法院还会遇到更多的跨国案件，如对本国政府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行为和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件、国际人权案件等。从程序法上来说，我国法院受理这类跨国案件并适用国际法不存在障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其他许多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民法通则》、《海商法》、《行政诉讼法》等。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发布《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切实依照执行”。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表明我国司法机关应直接执行国际公约。但到目前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中尚无WTO行政案件和国际人权案件。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历来争议颇多，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有并入和转化之别，国际法在国内法中的地位的争议更是有高于宪法、等同于宪法、相当于法律等不同主张。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也没有对国际法的地位进行规定。本文不拟对此进行讨论，只是将国际法已经以某种方式纳入（incorporate）、延伸和渗透到国内法并应当在国内得到实施作为讨论的起点，试图从跨国案件受理、习惯国际法的确认和适用、条约的解释和适用等方面探讨国内法院在适用和发展国际法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依此提出对我国法院实施国际法的一些看法。 国内法院对跨国案件的受理 法院处理案件，先要决定案件是否可以受理（admissible），即确认案件所涉及的争端事项是否可以进行司法审理（justiciability）。这实际上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关于国内法院受理国际法案件，国际经济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都没有一个统一或绝对的标准。本文仅讨论国内法院受理跨国案件时可能遇到的一般性问题。 （一）把握国家豁免和国家行为原则的发展 国家行为原则是英美国家的叫法，法国将其称为“政治问题原则”，意大利称之为“外国行为的不可审判性”。按照这一原则，一国法院不能审查一个外国主权者在其自己管辖范围内所作行为的合法性，即承认外国国家行为的效力。 在国家豁免领域，早期各国都遵循绝对的豁免主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812年在交易号案中的判决是确认绝对豁免主义的重要判例。到了20世纪的前半叶，意大利和比利时法院以区分统治权行为（act jure imperii）和管理权行为（act jure gestionis）为基础，率先在对一系列案件的判决中提出了限制性豁免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与已有的绝对豁免的习惯法原则大相径庭，然而经其确认并随之在其他法域中的逐渐传播，使得这一新的习惯国际法规范逐渐发展，将外国国家的纯粹商业交易等行为排出在豁免之外。在特伦特克斯案中，上诉法院准备将有限豁免适用于其它各种诉讼。这些判决进一步加强了限制性豁免这一习惯法原则的形成。 随着主权相对豁免理论的发展，英美法系国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大陆法系国家从20世纪后期开始对国家行为原则施以越来越多的限制。首先限制的是国家从事的纯粹商业交易行为。其原因之一被认为是美国惧怕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控制的公司由于享有主权豁免权，从而相对于美国的私人公司而言处于有利地位，因而率先宣布实行有限豁免原则，即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