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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上合理性术语适用之法哲学观察 张晓军 天津外国语学院法学系 教授 　　一、引言 　　1999年颁行的合同法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了其较为成功的立法成果。这一方面体现在合同法中新添加的诸如履行抗辩权、根本违约及可预见损失规则等具体新制度上 , 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的合同法观念的采纳上，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术语的大量采用。在适用合同法的司法实践中，使我国的法官们感到困惑的主要是与后一方面相关的规定。前一方面的规定虽然也可能使法官们感到陌生，乍一适用很不顺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陌生自可变为熟悉，渐达卖油翁名言 “只不过手熟罢了”之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新规定的“具体”上，具体的东西一般而言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譬如学习剑术， 再难的剑招可以学会，只要有招，就可以学仿。恰成对照，后一方面的相关规定 ,由于事关法律理念，与生成它的各种环境因素诸如人文、历史、经济、政治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于生长在那里的法官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不言自明。而我国的法官们对于该立法观念的生成环境则是陌生的，而且也不大可能有很多人有机会去熟悉，因而要准确理解由此种观念衍生的抽象制度，相形之下就困难得多了。这就犹如学习剑意，要无招胜有招，因为无招，就难为学仿，只可意会。要做到这一点 , 我们唯有跳出具体的规定，站到法哲学的高度，考察抽象规定背后的法律理念。这将有助于我们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