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docVIP

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 雍正皇帝削除乐户、丐户、世仆、伴当、蜑户等贱民的贱籍，是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事件，还在清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近代史家也常常考虑到它。贱民身份的变化，反映被统治的人民政治地位的演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研究的课题。本文不全面叙述所有贱民籍的解除，仅剖析绍兴堕民和常熟、昭文丐户的历史，试图说明丐户的职业和身份地位，雍正削除丐籍的原因、进程和历史意义。 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 人户的属籍、关系到人们的职业、地位和对政府的义务，而且据有不可变动性，因此，考察堕民的削籍，首先要弄清他们的名籍问题。 关于堕民的名籍，明朝人徐渭(文长)说：“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就是说他不在良民的属籍之中。他的属籍是什么？有许多历史文献在记叙雍正一系列削除贱民籍时，只提堕民，而不讲其户籍中的名称，从而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堕民的名籍就叫“堕民”，其实不然。而浙巡盐御史噶尔泰的请除堕民籍疏，劈头就说：“请除堕民丐籍。”很清楚，雍正赦除的堕民的籍称是“丐户”。堕民籍名丐户，由来已久，据乾隆时修的《余姚县志》引前人记载，早在南宋，堕民就叫丐户。到元朝，称为怯怜户，明朝又叫丐户，清朝沿习不变。 堕民，也有被定为乐籍的。在绍兴府新昌县，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户籍登记中有乐户，民国时编纂的该县志书，又明确指出：“乐户，府志作丐户”。所以新昌的乐户，也是堕民的籍称，也即丐户。在习惯称呼上，亦有把丐户的堕民称为乐人的，如康熙《会稽县志》写该县婚礼习俗，谓新娘过门，由“乐妇扶掖出轿”。这里的乐妇即指堕民家妇女，但行文者不称其为丐户妇，而称乐户妇，是把丐户与乐户等类观之。丐户与乐户的生活、地位，有许多相同处，所以噶尔泰就说他“实与乐籍无异”，要求照开豁山西、陕西乐籍例放良。户部答复这个建议时说，堕民“较之乐户别编籍贯，逼勒为娼不同”，因而提议饰令地方官严禁豪强欺凌堕民，而无须削籍。这又说明堕民的丐籍，与乐籍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尽管堕民地位与乐户相近，甚至有少量的人被籍为乐户，但是他们是丐户，而不是乐户。 堕民的丐籍，与那种乞讨叫化的丐民户也不同。乞丐，贫穷到无以为生，靠讨米度日，他们虽然也同堕民一样为人们所轻视，但封建政府并未将他们列为贱民。明朝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癜。这种小说家之言，倒真实地反映了乞丐的良民地位。作为堕民的丐户，“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他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的民户，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至于同被雍正削籍的绍兴堕民丐户与常熟的丐户，则在名与实两方面全是一致的：都籍名丐户；都是生活、身份相同的贱民，故清政府以常熟丐户，“与浙江堕民无异”，才准予除籍；在习惯称呼上，浙东丐户，“俗名大贫”，常熟丐户，“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两处都离不开一个“贫”字。 贱民丐户，被赦除的是绍兴府、常熟和昭文一府两县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户。《堕民猥编》说堕民散布“苏、松、浙省”，确实如此。绍兴的邻郡宁波府奉化县，四民之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在鄞县，有堕民，男子被叫做“堕贫”。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三县，也有同于常熟的丐户。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是丐户，它不同于乐户、乞丐户，更不同于军、民、匠、灶等的良人户。雍正的所谓削籍，就是豁除其丐户户籍。 其二、绍兴、宁波、苏州三府的堕民，基于社会地位、职业的一致，构成一个社会集团，因此应当把他们视为一体，对他们的历史统一考察，统一说明。具体地说，绍兴堕民的放良与常熟丐户的除籍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这也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篇文章来作的原因。 丐户来源的诸种说法及其之甚不可考 堕民，何以成为堕民，成为丐户？请先看文献资料所提出的几种不同的说法： （1）南宋罪俘被罚说。徐渭说：“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又说：“丐自言曰：宋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沈德符把“丐自言”的内容记叙得又具体些：丐户，“乃宋将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得罪远徙”，流传下来。 （2）南宋罪犯，明太祖处罚说。《堕民猥编》的记载基本上同于徐渭文章，但又指出：“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曰丐。”是说明太祖痛恨南宋汉人投降金朝，进一步罚及其后裔。 （3）官员获罪被罚说。祝允明说丐户皆来源于“宦家”，是政府“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 （4）明初处罚蒙古人说。瀛若氏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流寓中国者，令就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在常熟者即然。 （5）明太祖处罚胡惟庸后裔说。此说见民国《新昌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