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可以怨”.docVIP

浅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出自于《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怨，汉语词典里可以解释为埋怨、怨恨等。历代文人学者对于“诗可以怨”有诸多解释：比如指诗可以派遣心中郁闷；又如指委婉地批评时政的作用，以促使政治改善，“怨”即“怨刺上政”，含讥讽之意。 近人钱钟书先生在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稿中旁征博引，列举了古今中外文人种种言论，大体可以推敲出他是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诗可以怨”指诗歌由排遣心中郁结怨念而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如谈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自古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及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从诗学理论方面看：“诗可以怨”被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范畴后，被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们经常称引和阐述，因而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传统理论命题，其内涵就是诗歌可以用来向统治者进谏，可以批评不良的政治现实，不过这种批评要委婉，不直露。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常常称引、阐述和丰富这一理论命题，例如汉代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和他的《离骚》等作品时，就特别强调他的“怨”的特点，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并且提出了其本质是怨愤和直谏的“发愤著书”说。汉代《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序》特别强调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品序》说：“离群托诗以怨。”）、唐代韩愈则提出了本质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的“不平则鸣”说、白居易则提出了诗歌文章“为时为事而作”的美刺说等等，无不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诗可以怨”的理论传统。即使到了现当代，很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强调诗歌等文学创作要“干预现实”“干预生活”，也是“诗可以怨”的理论传统的继续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