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中的政府职责(论文资料).docVIP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杨登峰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摘 要：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 关键词：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民事赔偿；政府职责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及时妥善地处理赔偿问题，不仅关系着受害人及其亲属民事权益的保障，更关系着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因而是事故处理的重要环节。生产安全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属于民事赔偿的范畴，由事故责任方承担责任。这在现行法上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有疑问的是，在民事赔偿过程中，地方人民政府负有什么职责？ 在近年发生的系列重特大事故中，围绕民事赔偿问题，地方人民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这些举措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三：第一，决定民事赔偿的金额或方案。2011年“7·23” 甬温线动车“7·23”动车事故发生第六天，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给每位遇难人员支付赔偿、救助金共计91.5万元。在“11·15”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第八天，上海市静安区政府即确定，“遇难人员每人赔偿65万元、房屋按照市场价格全额赔偿。”第二，支付赔偿金。2010年，衡南“12·27”重大交通事故答应给每个遇难孩子补偿18.8万元在贵州凯里“12·4”网吧爆炸事故的第二天，凯里市政府即决定给受伤人员预付医疗费35万元，生活补助费1500元，对死亡人员原则上一次性支付抚恤金5万元，安葬费1万元。第三，提供各种救助、捐助资金或物资以及补贴。如在上海静安火灾事故中，政府决定给予每位遇难人员家庭“政府综合帮扶和社会爱心捐助等31万元”，为每个受灾家庭提供过渡住房或发放过渡安置房租补贴。 上述三种举措，虽不能绝对排除与当事人协商的过程，但基本上都是政府单方面的拍板决定。可以说，这已成为我国目前地方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处理生产安全事故赔偿问题的普遍做法，只不过有些公诸于众，有些讳莫如深。面对这种现象，有必要追问，政府这些作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有无法律依据？会带来哪些法律后果？在将来的生产安全事故赔偿中，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 一、如何看待政府确定赔偿金额 地方人民政府决定生产安全事故赔偿金额，由来已久。2004年，山西省政府就出台一项政策，20 万元人民币。2004年，山西盂县“12·9”矿难事故善后赔偿就按此标准进行。每名遇难矿工家属获赔20 万元。2008年，山西襄汾“9·8”溃坝事故中，山西省委、省政府研究决定，给每位遇难者家属赔偿20万元。继山西省之后，河北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可以看出，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生产事故赔偿金额的方式有一般性规定，也有个案性决定。但不论哪一类，都不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斡旋调解的结果。 政府确定赔偿金额的行为，按其情形，大致可归入行政裁决行为。但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裁决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该法第111条第（三）项又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这一规定表明：在我国，一切民事纠纷原则上由人民法院主管；法律明文规定由行政机关主管的，才由行政机关主管。另外，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裁决涉及当事双方的利益，对一方有利的，对另一方势必不利。因此属于影响人民权利的决定，自然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总而言之，政府确定赔偿金额的行为应有法律上的依据。那么，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从《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看，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对生产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行政部门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报告、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抢救、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监督检查整改、公布事故处理情况等职权或职责。但是，尚不能发现有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裁定事故民事赔偿金额的权力。有些法律、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