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RS危机与治道变革上.docVIP

SARS危机与治道变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职能得到了迅速的转变，开始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行为日益法制化，开始依靠法律规则来施政;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社会、和基层政治领域，自主治理的市民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发育;政府人事选拔任命和决策逐渐公开化、民主化，人事任命的个人长官意志逐渐淡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秘密行政逐渐转变为透明行政，公民的知情权逐渐得到了认可、重视和尊重;政府与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凸现，新闻媒体逐渐发挥独立报道的作用，而不再仅仅是宣传工具。在这一治道变革背景条件下，自2002年秋冬之交开始开始，中国高层政治权力首次实现制度化交替，2003年春新一届政府正式执政，恰逢中国加入世贸一年之后的发展效应逐步放大，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到处充满了活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一届政府踌躇满志，先制定各项工作的制度安排，然后开始针对性地逐项展开具体的工作。 　　但不曾想，就在这一过程中，突如其来的灾变出现了，在已经享受了20多年持续增长、刚刚开始过上比较富裕体面生活的在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非典型肺炎(SARS)。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而且致死率在3%-15%之间，50岁以上的死亡率达到50%。 　　此病最早在2002年11月在广东发生，然后在广东全省蔓延，并迅速传播到香港、台湾、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在内地则也很快传播。北京2003年3月1日出现第一个病例，3月27日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疫区，4月7日北京市内部动员，4月11日北京正式总动员，4月12日国务院各个部委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做好防治SARS工作，4月20日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因工作不力以及瞒报疫情而免职，而与此同时北京的疫情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全世界受灾最严重的地区。4月23日，全国各地除了个别省份，都报告发现病例。局部性的传染病终于成为全国性的传染病。但自此开始，抗击SARS的行动也从局部的行动，转变为高度动员的全国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医院全面实施严格的感染控制措施，一旦发现敏感的SARS病例或者疑似病例，立即隔离、诊断并治疗，并对密切接触者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对流动人口过程实施严密监控，全体公民防疫警惕性迅速提高，多打电话不见面，人员流动迅速减少，高危人群如中小学停课，大学实行严密的封闭式管理，高危场所如娱乐、餐饮和体育场馆几乎无人问津，正式关闭。整个中国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到六月上旬，局面得到基本控制，全国首次出现零发病日，估计到六月下旬病人大批出院，若不出意外，七月底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了。 　　SARS危机马上要过去了，人们在心定之后都不禁反思：SARS为什么会爆发呢?在初始阶段为什么会失控，后来又得到了控制呢?SARS危机暴露了什么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控制SARS类的公共问题危机，中国政府应该进行什么变化?SARS危机对中国政府已经促成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文认为，SARS危机的爆发和初始阶段的失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与中国政府公共政策没有及时到位、中国政府恰恰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时刻有密切的关系;SARS危机暴露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多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指明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当然在有效防控SARS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已经使得中国政府的治道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一、有效公共政策缺位导致SARS危机未能及时控制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SARS的爆发与广泛传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与SARS危机作为政策问题没有及时定位密切相关： 　　SARS是一种未知的疾病，卫生部门和医疗系统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后才能了解新传染病的特征，确定新传染病的爆发模式，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技术原因。 　　SARS病例出现之后，卫生医疗体系为高度集权但四分五裂的行政官僚系统所分割，传染病疫情信息收集、发布和通告系统运作不畅，使得决策缺乏准确的疫情信息;各个医学研究单位相互之间因各自为政和部门利益作怪而相互封锁科研信息，垄断宝贵的病毒样本资源，致使SARS作为一种新的传染病，在国内没有得到及时认识。一直等到了传染病传播到国外，国外的医疗机构进行了研究之后才知道是一种新的传染病，由变异的冠状病毒引起。这是医疗体制行政化各自为政的原因。 　　改革开放20多年里，中国医疗卫生系统实施市场化改革，传染病防疫等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财政投入不足，不及国际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防疫养防疫，在传染病治疗方面，只有肺结核在90年代初开始实施免费医疗，所需费用由地方财政支付。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使得政府和社会难以及时掌握传染病发生、传播的情况，而一旦发现疫情，不仅很难在一开始就把专业化的卫生系统作为政策执行的有效工具，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