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研究述评》.doc

新时期以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研究述评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0年间，是20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民国经济史上一个颇值得研究的关键之点。在这10年中，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着从晚清至北洋政府等历届前政权所留下来的巨额债务，面对着内支外绌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加强其政权统治，就必须首先强化其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初步建立并形成了一个以“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为主体的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从而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建立创造了一些条件。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经济建设活动及其作用，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将其视为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建设的重要活动，着力于揭示其官僚资本主义阻碍国家经济现代化发展之反动实质，而对其进行严厉的批判和谴责，甚少客观的学术研究和理性评价。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民国史研究领域内学术氛围渐趋浓厚，学术研究工作的日益活跃，广大民国史研究者解放思想，开阔视野，转换视角，逐渐加强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及其成就的重新认识和认真研究。这20多年来，发表了一大批颇较有质量且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著，提出了若干富有新意、值得关注的新见解。 1980年代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经济研究的重大进展，首先表现在相关专著的大量出版。在这20多年中，中国大陆学术界除了有大批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问题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材问世外，[i]还出版了如下特别值得关注的论著：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陆仰渊、方庆秋著：《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赵德磬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十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及一些区域经济史和行业经济史。[ii] 其次是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材料扎实并富于创见的优秀论著不断涌现。据有的研究者统计，仅从1979——1998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1840至1949年晚清民国经济史”研究的论著即有700种，相关文章约6000篇之多。数量之巨，篇目之繁,可谓举不胜举。[iii] 从上述论著和相关文章来看，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活动的研究及其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重新评价 财政金融制度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自晚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利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影响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是衡量当时中国国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首先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入手，开展了对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建设成就的重新评价。从这20多年来发表的相关论著来看，学者们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财政金融政策的研讨，主要集中在下述四大重要财经政策的评价上： 1、统一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巨额的内战军费支出、行政开支以及左支右绌、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面对着各地方军阀肆意设卡征税，与中央政府争夺税源甚至于武力攫夺中央财税的严峻现实，于1927年6月和1928年7月两次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于1927年7月19日制定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划分国家地方支出标准案》（因其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古应芬主持制订，故简称“古氏划分案”），于1935年7月24日公布了《财政收支系统法》等。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征收烟、酒、盐等专卖品税收，厘金、矿产等特赋收入，关税，惩罚及赔偿收入等19项课税（亦有学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只有11项课税项目），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田赋、土地税、工商税及其他杂税杂捐等10种税收。企图通过这些法规，厘清并确定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建立起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制度，把民国以来中央与地方长期争夺、混乱不堪的财政税收制度统一起来。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进行了名曰“统税裁厘”的财政改革。所谓“统税”，即对工业品实行一物一税的原则，在征收了统一的一次性捐税后，将原有之中央二五税、出厂税及沿途之厘金、各省之特税等一概废除。为此，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928年7月专门成立了“裁厘委员会”，宣布于1929年6月内裁厘完毕（实际上，裁厘与统税是于1931年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1932年又设立了“统税署”（后改名为“税务署”）。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这些努力，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者认为：它既有利于缓解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