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华语文学传媒奖授奖辞》.doc

2008年华语文学传媒奖授奖辞 　　臧棣的诗歌，表达着他对世界、生命和语言隐忍的热爱。他的节制、犹疑，使他对事物作出精密测量的同时，也迷恋于词语的独特构造和诗艺的繁复表达。生活深度，物质表象，语言和语言、语言和感觉之间的细微差异，都是臧棣的诗歌主题，他的写作，既是一次内心的辩论，也是一种语言的争吵。出版于二○○八年度的诗集《宇宙是扁的》，为一个绵延、幽深的意识世界如何才能获得语言的恩惠敞开了新的路径：难以索解的现实，对应的也许正是诗歌的晦涩；关于存在的诘问，也可能要从语言的自我纠正开始。臧棣重视诗歌内面的美学建构，对文体、语言、结构、想象的方式深怀变革的渴望，而他面对世界本然面貌兴致勃勃地辨析和考证，又说出不仅诗人在参与诗歌的写作，那些被洞彻的人和事物，也是诗歌世界不可分割的部分。 　　获奖演说 　　执着于诗是我们的一次传奇 　　十多年前，人们开始热议当代诗歌的危机，谈论当代诗人的危机，议论诗歌边缘化，鼓噪大众对诗歌的离弃，在当时，我就说过，作为一个诗人，我从没有过危机感。而根据流行的知识标准，一个诗人假如没有危机意识必定意味着他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的麻木不仁。我曾在内心里认真反省过我为什么会没有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任何一点危机意识，经过一番认真检讨之后，还是没有危机感。于是，我相信，针对当代诗歌已陷入危机的种种传言，很可能是源于一种人文视野的不同而造成的。按我的理解，无论是一种艺术工作，还是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当代诗都不是针对现象意义上的危机而发言的。诗歌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同样，作为一种语言的孤独的行动，真正的诗歌也不会因这个时代表象上的危机而受到磨损。诗歌不是危机下的产物。因此诗的边缘化也好，大众远离诗歌也好，都不会也不可能对当代诗的工作方式产生实质的影响。也许，在诗歌的传播层面，当代诗的形象会受到某种损害，但这是由当代文化的势利眼造成的。 　　我也很少有困惑的感觉。人们常说“诗歌已死”；在新诗的发生问题上，曾经有人声称，新诗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小黑屋里密谋出来、而后利用其掌握的话语权强加给现代社会的。凡此种种物议，都很难在心理上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任何影响。即使是在诗歌边缘化已成为事实的今天，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我也很少对我所置身的历史情境有任何抱怨。如果大众真的远离了诗歌，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当代诗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但除了这种命运之外，我觉得，当代诗其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诗歌是用来思考和想象的，它不该沉溺于怨恨文化。诗歌是用来创造和更新我们的文化的，它不该流于批评的时尚。 　　我的诗歌写作曾备受误解。人们曾用语言的高蹈来讥讽我的诗歌，认为我的诗歌远离现实。而我自忖，我是当代诗人中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思考最多的人之一。我的基本立场是，诗歌的写作应该立足于一种现实感。作为诗人，我们必须对当代现实有着深刻的洞识。我认同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说的一句话：最大的贫乏就是不能存在于客观世界中。诗歌的想象力最终是在某种客观性中实现的。一方面，诗歌的想象是对自我的超越，另一方面，诗歌的想象也是对现实的克服。人们常常习惯从诗歌如何处理现实题材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现实性，这很容易作茧自缚。诗歌的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行动。在此过程中，在诗歌的行动中，现实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想象的产物。人们应该意识到，在诗歌实践中，如何看待现实其实就是如何想象现实。诗歌必须敢于想象现实。诗歌首先必须存在在那里，这才是诗歌需要完成的唯一的现实。诗歌应该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实只是诗歌的言述对象之一。诗歌最核心的言述行为是对存在的诗意发言。如何诗性地想象生命的可能性，如何诗意地存在，这才是诗歌的重点所在。作为一种人文实践，按我的理解，诗歌的根源在于它天然地倾向于维护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的作用。生活的启示源于这种想象力，生命的自我实现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 　　我喜欢在清晨写诗。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条件允许，我总是选择朝东的房间，我喜欢面对升起的晨曦在白纸上写下一行行诗句。这种场景对我的写作有一种暗示作用。晨曦对黑暗场景的刺透，让我不禁想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命名的力量。我时常会觉得，诗歌的书写行为非常类似于大地的生机在晨曦中慢慢复苏的情景。写诗，在日常生活里是一种默默无闻的行为，它很孤独：一方面，它很难带来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很难在现世中获得知音。但正是由于这孤独的特性，由于我们的生命对孤独的独特的使用，我们也无限地接近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原始情境。和人们设想的恰恰相反，在我们的时代，诗歌的孤独尤其珍贵；没有诗歌的孤独，我们几乎不会有可能想象心灵是可以沟通的。我一直认为诗歌应该主要对这种原始场景说话。当代诗应该有能力包容复杂的现实经验，然后更执着地更积极地去呈现多姿多彩的原始场景。我几乎相信，每个人都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