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纪：作为中国人的意义.docVIP

丁纪我在许多场合都强调过“中国性”的自觉，主张深化“中国意识”。每到这时候，我总能感受到从左右两面对这些说法所做的反应。一面，觉得我是在进行一种民族主义的激切呼吁和声张，因而乐于把我引为同道；另一面，觉得我深怀一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绪和偏见，因而起一种戒备和排斥。而每到这时候，我也总是很明白地对自己说，不要只看到左右两面是多么的对立，其实，它们抱有一种完全相同的误解，就是：他们在中国性、中国意识的主张里，都只能看到诸如民族性、文化性、传统性之类的“经验性因素”；或者说，他们都不会把理解这种“经验性因素”具有如何的意义作为他们的自我要求。还有一点，也同样能看得很清楚：一个由衷的民族主义者对于有人将其定位成一个为其经验局限性所限的人，是不会心有芥蒂的；倒是某些自诩为寻求超越性的人，常常不断宣称在这里发现了耽溺于经验性之中的人、在那里发现了耽溺于经验性之中的人，无论如何却总也发现不了（或许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经验性早就对其自身形成锢蔽——在这点上，“超越的人”未见得比别人高明多少，却已经比别人逊一份坦然。 ??? 针对我的“中国性”主张，有的人会表达一种忧虑：这样的主张会不会片面和过份了？要不要给这种主张加上一份节制和分寸？我的回答是：如果“中国性”根柢上有某种邪恶性，那如此忧虑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样的话，“中国性”的实现恰似是邪恶性的释放；但全部的“中国性”里面，怎么会被你们理解进去这样一种成分呢！实际上，我可以更严厉地反问：倘如“中国性”的追求真的被导向某种邪性的发挥，那难道真的只是“中国性”本身的问题，而非更其是这些发挥者的不善发挥所致吗？正因为你们从来不肯尽其最大善意和主动地去正面承受、敞现“中国性”，“中国性”才始终不得表现为一种理想性。一旦我肯尽我最大的善意和主动，就能迎来“无邪的中国性”；无邪的“中国性”追求，不妨到极致，“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大学》）。 ??? 另有一种貌似不同的忧虑，他们会说：一味强调“中国性”，对于一切“非中国性”之物，岂非只能画地为牢、与邻为壑，而只有隔膜，而永无理解？其实，这种忧虑与前一种内里相通，都把“中国性”理解为一种有限、有私的东西，把“中国性”的追求理解为一种近乎自我迷恋式的表现。我们可以问：“中国性”为什么只会成为理解、沟通的阻碍因素，而不会成为一种促进因素呢？以人与人的相互理解而言：两个人在天长日久的交往之后所达成的理解，其深厚程度自非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当其初此相见的时候或有的理解可比。这一点，凭我们各自的生活体验，想必都会同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一些意味：第一，哪怕对这个生平初次相识的人，我们也并不是毫无“理解”的；第二，我们对一个初逢之人并非没有的这种“理解”，在我们嗣后和他天长日久的交往之中，可能被由交往所达成的理解所淹没，以至于我们会粗心地以为，彼我间所有的理解都只是交往所生的结果。那么，我们问：我们对于初次相识的人，可能有什么样的“理解”？人与人的交往，可以有无数的开始方式，比如“识面”，此最寻常，“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子《春日》），识得面后，方获得万紫千红真切鲜明的印象；又如“闻声”，我曾带我的猫去见一位宠物医生，隔一年后又去，他虽看我许多眼，都无印象，后来向我询问猫的情况，我甫一开口，他就说：“你去年一定来过，我想起你的声音来了。我对人的声音最敏感，往往记不住人的长相，却始终记得他的声音”……如果把姓名当作对于一个人的“最初知识”，我们就可以说，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有着如何互不雷同的方式，它们却一定都开始于知道来到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姓甚名谁”。知道姓甚名谁，既开始了交往及由交往所获得的理解的过程；同时，知道姓甚名谁，也已经是第一次交往的结果，一种作为理解的结果。而我们说与一个人素昧平生、初次相见，就是说此前与此人毫无交往。因此，我们对于他或有的“理解”，也就决不可能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被作为交往的结果看待；同时又可以知道，我们对于一个素昧平生之人的“理解”，是一种连他的姓甚名谁都完全无知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甚至不包含‘最初知识’成分在其中的理解”。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理解”？是不是因为我早已与“另一个人”有过交往、获得了理解，而眼下这个素昧平生者与那“另一个人”有其“相像”，所以，我相当程度上得以把对“另一个人”的理解移植过来，成为对眼下这个我毫无交往的人的“理解”？这样的回应，不解决问题。因为我不但可以指出，基于“相像”而进行的“理解移植”极不牢靠，因而总是存在着使“理解”反而成为“无理解”之事的风险；我也总是可以把对于素昧平生者的这个问题，换到“另一个人”身上来问，因为你所交往的每一个“另一个人”，在你们的交往开始之前，也都是你的一个素昧平生者。因此，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含义：它不是在问我们对于某一个素昧平生者有着如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