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义理性化的社会与法律——略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docVIP

理性化的社会与法律——略论韦伯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葛洪义　　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美国社会学家科瑟有个评论：“韦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在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韦伯的著作范围之广及数量之多是罕见的，以致于这里已经不适合给出一个详细的著作清单。仅举两个例子：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的产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大反响；他去世后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则是一部社会学界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在中国内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在我的记忆中，是韦伯著作初次与中国内地读者见面。在这本书中，韦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可以发现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这个思想构成了理解韦伯的整个思想体系的主线。由于韦伯强调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基于西欧历史传统的新教伦理中蕴涵的“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撑，因而韦伯被称为“欧洲文明之子”，其学说今天看来似乎又包含了一种多元文化视野的比较。 社会理论中的若干主要概念 　　社会行动 　　韦伯把社会学设想为有关社会行动的综合学科。他提出：社会学是“旨在对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他对人类行动的关注是德国思想界对19世纪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否定的继续。这种方法论假设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存在某种类似性，都是由一定客观规律支配的系统；强调历史演化过程的自然性、客观性。在狄尔泰（1833－1911）等人看来，这种研究思路严重地威胁到了对人类行动和人类文化的研究。社会历史领域之所以能够为人理解，仅仅由于它是为人所创造的。因此，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离开组成社会的个人以及他们特有的人类行动，就不会有社会历史的存在。为此，狄尔泰区分了“说明”与“理解”两个概念：“说明”这个概念假定作为主体的人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客观的机械的关系，从而在分析中排除了人类生活的主观方面。“理解”则是作为主体的人对现实的解释，社会日常生活就是存在于人的理解活动中。所以，理解和解释才是人文科学的真正方法。后来，狄尔泰因此被称为现代解释学的创始人。　　韦伯显然接受并发展了这种思想。他不是用社会结构的概念构成自己的理论，而是着重分析人类个体的行动。在社会学三大思潮——经验社会学、解释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中，韦伯被视为解释社会学的大师（他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在有的版本中的副标题就是《解释社会学大纲》。解释社会学总体上的思路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自我意识，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动。而社会科学的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他们的思想、语言、行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对象的人也就能够对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加以解释并做出适当反映。基于此，行动和社会中的一切对行动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通过行动者的经验和解释，社会世界就井然有序了。解释社会学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个有意义的秩序，在人的有意义的行为中探究其发生发展，而不是在行动者背后寻找规律性和必然性。所以，韦伯一方面反对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实证主义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目的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人与物不同，理解人不能仅仅依赖人的外部表现，而必须揭示其行为动机；另一方面，也不赞成德国历史学派的主张，该学派认为在历史领域不可能有合理的概括，认为人类行为无规律可循。在韦伯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导源于研究者的研究意图的不同，而不是两者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两种科学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同时，研究者在研究对象和问题的选择上，必然被自己的价值准则和兴趣点所导引，研究者的研究总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人们不可能对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至于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眼光了。换言之，研究对象的选择与价值关怀是分不开的；而研究本身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所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区别仅在于研究意图和对象不同。自然科学通过观察事件的外部联系寻找其中的规律性；社会科学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规律性，它不仅能够观察人的外部行动，而且能够通过人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