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天堂的梦想铺就的.》.doc

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天堂的梦想铺就的 王明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第六章-第十章）读后 　　一、一个伪问题：谁应当统治？ 　　柏拉图全部政治思考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统治权问题。换言之：“谁应当统治？”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伪问题。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绝对权威的基础之上，绝对权威代表绝对智慧。可是在人类中，无论是少数人--精英，还是多数人--大众，并不具备这样一种绝对智慧。因此，政治问题的核心不应该是who（谁来统治），而应该是how（怎样统治）。 　　在柏拉图的巨大影响之下，各种统治权理论实际上遮蔽了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即权力制衡问题。权力，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中，应该是绝对的，还是只是相对的？假如我们承认权力是相对的，那么权力的限度何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划分了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划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流派。 　　为何我们应该选择民主体制而非专制体制？采用统治权理论，回答是：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应当由天下人共同治理。采用权力制衡理论，回答则是：因为权力分散相比权力集中，更能将权力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前一种回答徒具道义上的优势，却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多数人应当统治”，并不比柏拉图的“聪明人应当统治”更加具有说服力。 　　统治权理论很容易让我们陷入所谓“自由与民主的悖论”：人民一致同意应当由一位专制的君主来统治。这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事实。在统治权框架内，完全可以有法律的概念，但却不可能有法治的概念。单纯地讲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法律同样可以规定，独裁者的意志必须遵从。”（赫拉克利特） 　　统治权理论假定，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统治权，而统治权是不受限制的。剩下的问题自然就是：“谁应当是统治者？”权力制衡理论认为，权力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是最坏者当政？”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贤明的统治者”，或“好人政府”，而应该通过权力之间的彼此平衡达到对掌权者的制度控制。 　　在统治权的问题上，柏拉图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以致走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反面。苏格拉底只是声称政治家应当是哲学家，柏拉图却主张国家统治权应当赋予哲学家。不但如此，柏拉图更完全改变苏格拉底关于哲学家的定义：哲学家不再是对智慧的谦逊的热爱者，而是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变为对真理的高傲的占有者。 　　正是因为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苏格拉底--这位被当时人们称为“最聪明的希腊人”--才会宣称：“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聪明的人之所以聪明，仅在于他有自知之明：即了解自己知识或人类理性的限度。人类的智慧不在于我们无所不知，而在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何其少、不知道的何其多。 　　柏拉图的哲学王要求统治者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这本身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样的统治者高居所有人之上。无论是他的权力还是他的智慧，都被加以绝对化。他被视为接近全知全能，“不是……神的，也似神的”。从苏格拉底的人的世界，到柏拉图的神的王国，这是一种巨大的倒退。从此以后，黑暗笼罩了漫长的中世纪。 　　既然柏拉图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那么，如何选拔和培养未来领导者和统治者，便成为教育的头等重要任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国家对教育实行绝对垄断和严格控制。教育不再面向所有人开放，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才有资格接受教育。教育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唤醒独立的批判性思维，“而毋宁说是灌输--如对大脑和灵魂进行塑造”。此种教育观贻害至今。 　　二、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个人至上，还是国家至上？ 　　《理想国》副标题“论正义”。然何为正义？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在柏拉图的词典里，正义不再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人生来平等，无人享有特权；而转变为国家的一种属性：“只有具备了健全、强大、统一--稳定，国家才是正义的。”正是这种转变使得柏拉图（经由黑格尔）成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 　　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一种视国家为手段个人为目的，一种视个人为手段国家为目的。前者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后者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观。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对其成员尽保护之责，即保护其成员免遭任何非正义行为之侵害。在此意义上，国家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阻止罪行的合作联盟”。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目的与手段发生了倒置。在柏拉图眼中，“国家是某种比有着理性目的联盟更高级更尊贵的东西，它是崇拜的对象。”它本身即是目的。“它有着比保护人类及其权利更崇高的任务。”比如，它“应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上”。这实际上是在要求道德的政治化。 　　波普尔认为，与其去追问什么是国家、它的本质、它的意义是什么这类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或国家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是政治义务的起源这种属于历史学的问题，不如换一种方式来提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