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文献综述.doc

有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文献综述 ? 笔者在仔细阅读土地流转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后发现，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土地流转的形式、特点、影响流转的因素、流转中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上，而对土地流转的动因、效益、模式选择及相关引导政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同时，大多文章、文献及各个地方所讲的土地流转都只是土地流转的一个方面或者个别几个层面，?缺乏系统、全面的概括，笔者想系统全面地讲述土地流转的各个层面，希望能够充实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借鉴依据，以此来指导实践发展。 一、土地流转的形式 土地流转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各地的实施形式也各不相同。目前全国各地流转形式包括转包、出租、入股、互换、转让、委托流转、反租倒包、土地信托、土地保姆等，也有人指出代耕、拍卖、抵押、继承、赠与等也属于土地流转的形式[1]。其中,?蔡利红、黄祖辉、王朋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实际操作中以出租和转包为主[2]，但是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流转形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入股和土地信托模式发展相对较快，内陆和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西部人们更易接受出租和转包、互换等形式；重庆创新实施的社会保障换承包地模式，江苏、浙江广泛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浙江、河南、宁夏、广东盛行土地银行、土地信托模式等等。 关于对各种土地流转形式的评价，学者们各持己见。其中，对“反租倒包”和“股田制”争议最大，赞同“反租倒包”的如王颜齐认为，“反租倒包”?模式下由于有行政力量介入,农业经营大户或农业企业容易租赁到集中连片的农地,并可得到较稳定的使用权,从而有利于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3]。相反张正河提出“反租倒包”在我国并不具有普适性,其实施前提是在农业领域必须存在较为稳定的利润空间,以确保各方的利益分配,农户必须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以避免倒包企业农地经营失败对反租农民造成毁灭性打击[4]。还有反对者认为反租倒包操作过程缺乏监督，易导致耕地占用管理失控，农户的收益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引发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纠纷与矛盾1。 反对“股田制”的如高安峰认为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资本主导下的“股田制”的推广不仅不利于推进农田基本设施建设,相反农业公司会在竞争中挤垮个体小农,使大量农民破产,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还有不少反对者认为股田制存在很大的风险：首先，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一旦经过股权转让，则非农村集体成员也可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发生冲突；其次，一旦入股企业破产，土地则可能用于偿还债务，农民面临失地风险等[5]。还有人认为土地入股的主要弊病是农民所拥有的股权只是“虚股”，不能转让、继承、抵押，属于残缺产权，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行的是人去股消，没有退出权。而刘永荣却坚持认为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土地制度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应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定《农业企业法》来解决“股田制”当下的困境[6]。谷树忠也认为入股和股田是比较高端的流转形式[7]，未来高端的流转形式将成为土地流转的主流。 另外，针对“宅基地换住房、土地换保障”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浙江嘉兴的一项调研指出,“宅基地换房”存在着农民宅基地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其实质是低成本占用农民宅基地。“土地换保障”保障水平偏低，资金有安全风险，政府将本该由被征地农民直接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强制性地作为社会保障费予以缴纳，剥夺了被征地农民自由安排自己财产的权利，所以目前暂不能提倡。徐元明、刘远甚至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的方式，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他们认为土地换社保的做法是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的产物，它既违背了中央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政策导向，又没有考虑农民的稳定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同时剥夺了农民可以世代继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成员受益权[8]。而肖轶等对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土地流转模式进行分析后,认为该模式既解决了农民脱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还使农民在农地流转中得到较高的增值收益，所以应该提倡[9]。 针对某一地区土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学者们也多有研究。从全国来看，?当前比较典型的经营形式创新有六种：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直接经营、专业合作社经营、“龙头企业+合作社”经营、集体统一经营、股份合作经营。对于这些经营形式，学者们也都见仁见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合作社主导土地流转既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又避免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魏沙平,蒋孝亮,田永中通过对重庆市北碚区三个村———农民自主性大地村、政府主导型素心村、业主主导型双塘村的经营形式对比研究发现只要适宜当地条件、满足项目发展需要、能够促进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