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docVIP

　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　由我和我的老师杨祖陶先生合作翻译(我译，杨老师校)的康德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共100万字)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看到我们历时七年的这项“跨世纪”工程今天终于竣工，心中涌起无限感慨。特别是，当我读着那一行行用方块字整齐排列的句子并体会其中所表达的“意识流”、所结成的思想织体时，竟感到仿佛是康德本人在用汉语向我们宣讲他那艰深晦涩的哲学。这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黑格尔的一段箴言：“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注：《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德语”换成“汉语”，这仍然是一条至理名言。的确，我们的意图就是要让哲学(这里就是康德哲学)“说汉语”。 　　但黑格尔这段话可能会有两点使人困惑之处。其一是，一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能否例如说通过普及外来语教育(在当时即普及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按今天中国的情况，普及英语教育或其他外语教育)而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二是，既然说到一个民族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后面的结论就应当是“教给德语说哲学”，而不是“教给哲学说德语”，黑格尔这里是不是有笔误？ 　　先说第一个问题。哲学显然是属于“最优秀的东西”之列。在西方，哲学首先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哲学。然后是罗马人及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语。近代以来，古典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大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创立了自己各自的语言体系，已经成为死去的语言。在黑格尔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一小群经院神学家用拉丁语这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自说自话，这个民族整体上就会被看作仍然属于“野蛮民族”(这一点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拉丁语已经失去了来自生活本身及其生动活跃的“自然语言”的根，它对哲学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表达，因而它已经不适合于表达新的哲学思想，而只是禁锢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日常自然语言因此也无法上升到优雅的哲学层面，而只能停留于粗陋和芜杂。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沃斯(Voss，Johann Heinrich，1751—1826)把荷马译成德语，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都是了不起的贡献，因为这种翻译深入到民族的日常语言去对这个民族进行高层次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教化，形成了这个民族本身的规范化的、便利于思想情感交流的学术语言和艺术语言，同时又从本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保持着这种语言自行生长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黑格尔所做的工作虽然不是翻译，但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黑格尔由于力图克服异化了的学院语言而又不陷入任何语言纯正癖，他就通过将日常思维的概念贯彻于哲学的生硬做作的语词表达中，而恢复了他母语中的思辨精神，形成了如同希腊早期哲学中曾是自然伴有的那种哲学思辨运动”。(注：伽达默尔：《黑格尔和古代辩证法》，载《黑格尔辩证法——六篇解释学的研究论文》，图宾根，1980年版，第28页。)显然，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尽管也有以拉丁文写作的库萨的尼古拉和主要以拉丁文和法文写作的莱布尼茨，但只有从康德以来的一批用德文写作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才真正使德意志成为了一个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民族”。他们使哲学第一次在德意志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了。 　　其次，所谓“教给哲学说德语”，听起来似乎违拗常识，其实表达了黑格尔的一个双重的视角。即一方面，他不是立足于世俗的国民教育的角度来试图提高一般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如通常人们所说的把哲学“通俗化”、“普及哲学”(或今天我们所说的“科普”)，而是立足于哲学本身的发展。“哲学”在这里是主体。哲学“说德语”首先是哲学的发展，其次才是德语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哲学本身是需要“教”，即需要发展的，在黑格尔的时代，哲学被“教导”得能够“说德语”是哲学最大的发展，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德语是最适合于哲学来“说”的一种语言。如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德国语言富有思辨精神，它超出了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3页。)；“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德国语言在这里比其他近代语言有许多优点；德语有许多词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注：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