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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 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在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疾苦，在文学史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并发展了以往的进步的诗论传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较系统的、重在批判现实、暴露黑暗的诗歌主张。 一、关于诗歌产生的根源 我国早期文论正确的指出文学创作活动源于客观生活，是客观生活作用与作家情感的结果。白居易的诗论继承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诸于歌诗矣。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虽感遇而形诸咏叹。” 先看“事”。白居易所谓的“事”主要是指现实社会中的“不平之事”。白居易所谓的“情”偏重于指悲愤之情。白居易把诗歌创作的源泉主要规定在现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的黑暗是刺激诗人创作的主要动因。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和钟嵘观点的继承。 白居易的这一观点也优于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但他认为天是决定所鸣之物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而白居易认为社会现实的黑暗是刺激诗人创作的主因。白居易认为诗歌创作的形成，主要是现实的黑暗是作家产生了遏抑不住的悲愤的结果。 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批判作用 魏晋以来，文学越来越脱离现实、脱离政教。此风大炽于齐梁，而余烈一直延续到初唐。此后，由陈子昂、李白、元结等人，力矫六朝以来的绮丽的文风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倡导言之有物的社会诗，方使“天下质文，翕然一变”。白居易提倡诗歌积极的干预现实、干预政治。 第一，白居易并不是笼统地提诗歌的政治作用，而是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民间疾苦的反映。他反对以诗歌来粉饰太平的“谄成”之风，而主张用诗歌来讽刺朝政，达到“救失”和“补缺”的作用。早期诗论如《毛诗序》中论诗的功用，把美刺并提。而汉以来文学发展的实际趋势使文人的诗歌多美少刺。 白居易力斥汉以来诗歌创作中的谄风：“自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阕。” 在《采诗官》中白居易也抨击了诗人对当权者们的谄媚：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喻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自始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宫每奏唯祥瑞。” 白居易一方面反对谄成，另一方面就主张“救失”和“补缺”，希望诗歌能成为批评政治的武器。他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阕，而难于指言者，辙歌咏之”。他向皇帝疾呼：“欲开壅塞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第二，白居易在倡导诗歌应该批评政治的同时，又十分强调诗人担负着宣泄民情、表达民间疾苦的任务。早期诗论，虽然“美”、“刺”并提，但着重强调的是诗歌对老百姓的教化、统治作用。白居易则与此不同，他特别强调用诗歌来反映他们的疾苦。 《寄唐生》高度赞扬了唐生的诗歌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在《伤唐衢》里说诗歌应该“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白居易把歌咏民间疾苦，“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作为诗人的一项义不容辞职责。他不但是这样说，也正是这样作的。在他所写的讽喻诗中，有大量的篇章，直接唱出了当时人民在重赋盘剥之下的悲惨境遇和无告之苦。 三、关于“新乐府”体的形式的风格 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问题上，白居易主张对作家的作品首先要注意其“风雅比兴”的内容：“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详尽地论述了诗歌能以特有的形式感人的作用：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它的内容和形式是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白居易认为，要使诗歌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但应当注意它的“情”与“义”，而且也不能忽视它的“言”与“声”。只有使诗歌“韵协”、“言顺”，才能更好的表达内容。 白居易在总结前人乐府诗歌的基础上，创导出一种泼辣的、自由的诗歌形式——新乐府。他在提到他的“新乐府”的诗风时说：“其辞质而迳，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实而核，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布于乐章歌曲也。” 所谓“切”，即诗中指事的痛切这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白居易的讽喻诗，篇篇闪烁着批判的光芒，其痛切、尖锐、激烈的程度，在封建社会的文人之作中是罕见的。 所谓“直”，就是“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它是指在讽喻诗中不靠隐约委婉的寄托而直接言事。这一见解，也颇遭后人的反对。“直歌其事”——即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直言不讳的揭露现实的黑暗。白居易对“直”的提倡，是杜甫等诗人的现实主义手法在理论上的升华。 所谓“质”，就是质朴通俗。为了使他的诗歌能在较广的范围内起到“扶壮心”、“张直气”的作用，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乐府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