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高校科研“去GDP化”刍议.docVIP

杨玉圣：高校科研“去GDP化”刍议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数月即跳楼自杀前的遗书 本文系拙文《大学“去行政化”论纲——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一）》 的姊妹篇，也是笔者正在写作的《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系列评论之二。 本文所谓“去GPD化”，是针对目前高校盛行的盲目追求所谓“论文”发表数量这一“学术GDP”现象而言的。此处的“高校科研”，除非特别说明，主要是指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研究（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由于受历史因素和现实体制等交互影响的结果，因而在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大约可划分为如下四大科研“集团”： 其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省（市）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性集团，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有关研究团队。该集团，论数量并不占优势，但因为有“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挂帅，加之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各所主办的以“研究”为名的所谓权威期刊，故其在学界的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最大。 其二，军队系统所属的研究机构，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军事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临近学科的研究，无所争议地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高校系统的研究者所不能比拟的。 其三，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青团以及青年、妇女、残疾人、工商联、银行等政府、党派、社会团体所属研究机构所代表的研究性团队，其主要特点是以现实对策性研究为强项。 其四，高等院校系统所属的研究机构、教学单位以及新闻出版等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科研工作者集团。 与上述三大“集团”相比，高校科研集团的具有其鲜明特点：（1）在全国的布局最广。（2）所研究的学科最全。（3）所拥有的人数最多。（4）绝大多数是“教学+科研”式的双重角色。（5）相当一部分人同时承担着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等高端人才的任务。 本文主要是梳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存在的“GDP化”问题，对其前因后果略加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对策。 一 根据高校行政最高主管部门即教育部的权威说法，“中国高校科研能力世界第五” 。这是根据SCI数据库而得出的关于高校科技论文的排序结论。 若是按照目前高校教师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而估算的话，那么就像我们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数量以及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均一超过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大国一样，中国高校的文科论著产出数量也很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得出此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参考指数： 第一，中国的两千多份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一千多份以书代刊式的连续性出版物（学术集刊），无论是期刊数量还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均远远超过美国。举例来说，美国的学术刊物，每期仅发表3-5篇学术论文（其余篇幅主要是各色评论和书评）；而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几乎是清一色的“论文集”模式，即从头到尾，由长短不一的所谓“论文”充斥其间（每期刊物，少则二三十篇，多则一二百篇）。 第二，在一千一百多所公立大学中，目前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至少有35万人。这些高校教师每年发表所谓“论文”约25万篇，还出版所谓“著作”二万余种。 其所以出现高校文科科研“世界第一”的景观，最主要的原因是“GDP”思维强力推行的结果。这种以数量取胜的生存逻辑，又是与最近十余年来高校恶性竞争的环境分不开的。 在“争第一”意识 的主导下，在名牌大学中，南京大学率先规定研究生以发表论文为毕业的前提之一。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的概括，此种“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比研究生发表论文这一荒谬的规定 影响更大、效果更直接、更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各色大学，无论是否具备科研条件，凡教师评定学术职称均得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成为高校“论文”数量突飞猛进的另一个主要助推器。 张鸣教授在《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指出：高校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