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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曾瑜先生“学术批评”的批评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 对王曾瑜先生“学术批评”的批评 近来，学术界有关《中国通史（彩图版）》（以下或简称《通史》）的批评和反批评风生水起，颇为引人注目。事情是由王曾瑜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引起的。在这篇题为《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的文章中，王先生不仅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书中的某些讹误之处，而且指责主编戴逸先生“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空头主编”、“没有学问”，云云。批评者据此判定《通史》一书为“学术垃圾”，编写人员为“滥芋充数的南郭先生辈”，主编更是“不懂装懂”、“招摇撞骗”的学术“骗子”。显然，批评者的矛头不仅对着《通史》其书，而且对着编写之人，特别是针对着主编戴逸先生；并且，不仅全盘否定书，还一棍子打死人。这样的批评，就不免有悖实事求是的学术准则了。 在对主编戴逸先生的批评指责中，有一顶很大的帽子，叫做“没有学问”。这顶帽子是批评者借已故前辈学者张政烺先生的名义扣在戴逸先生头上的，其根据是：“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戴逸先生究竟有没有学问，其著作、论文等诸多研究成果俱在，学术界以及广大的读者自有公论；在此，笔者仅就《四库全书》研究以及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和实际情况谈些自己的看法。 其一，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是“没有学问”。稍具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四库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书，而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至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可以说，它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历来被誉之为“典籍总汇，文化渊薮”。那么，任何个人，是否能够 “读完”这部大书呢？我们不妨略加分析。 首先，从《四库全书》本身的“量”，亦即它的卷帙和字数来看。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例。据统计，全书共3503种，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 按照《四库全书》的抄写格式，每半页8行，每行21字，每页就是336字。全书共有2291100页，合计为769809600字。也就是说，全书将近7亿7千万字。即便根据当年四库馆臣计算的实际字数，其数量也在7亿3千万字以上。 如果我们参照宋代太宗皇帝的读书计划，每天读3卷，按文津阁《四库全书》79337卷的数量来计算，需要读26446天，也就是72年又5个半月。若从字数来统计，3卷大约是3万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10岁开始阅读，一天都不休息，并且任何事情都不干，每天读3卷亦即3万字，一直要读到82岁，才能全部读完。显然，这样艰巨的读书计划，任何人都难以做到。 上述情形，还仅仅是就《四库全书》的数量而言。如果进而从它的“质”，也就是其所包涵的内容来看，所谓“四库”者，经史子集四部也。在中国目录学乃至学术文化史上，自唐代《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体系，用以囊括历代典籍之后，中国的传统学术也随之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乾隆帝之所以为这部大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就是因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 。可以说，四部之分合，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要全部读完《四库全书》，就意味着要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中华民族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这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难以企及的。 事实上，从《四库全书》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地读完这部大书。以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为例。陈先生曾主持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并以近10年的时间研读《四库全书》，撰写了《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等一系列论著，开创了20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尽管陈先生为《四库全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因此而被公认为《四库全书》研究的奠基人，他也从未说过自己曾“读完”《四库全书》。就此而言，说谁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是“没有学问”，这样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其二，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四库全书》。如上所述，任何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都不可能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不可能指导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从原则上来说，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读书治学的途径和方法。就此而言，除要求学生完成必要的课程学习之外，主要是通过读书，尤其是通过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来完成的。对学生学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导师应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