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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写作nty农村经济的行为对策
农村经济的行为对策
本文作者:金太军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
与西方发达国家长达数百年内蕴自发和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却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以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改革与发展的启动者和推进者。而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政府的这种作用则更为显著。应该说,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拥有诸多优势: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使其拥有较强的动员能力,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有制度的刚性造成了农村社区成员对政府的心理依附与地方信赖,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其他经济主体难以相比的信用度;在现实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更容易获得一些稀缺资源,如土地征用、银行贷款、财政支持等;在获取信息、理解政策方面,地方政府也拥有较多渠道和智力优势,等等。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地方政府更有能力优化配置农村社区内有限的资源,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从全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引导、推动、组织与协调作用主要表现在: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制度创新适应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培育完善市场;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或上级政策,保证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保证小城镇建设的有序进行,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sup1;等几方面。在充分肯定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和积极引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无论在政府职能、行为还是政府组织体制和干部队伍建设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制约了地方政府应有功能,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主要是指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于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需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乡镇政府的管理和政治职能失调,某些基层领导干部在思想观念上始终跳不出“左”或者右的圈子,在实际工作中还不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生产力与行使政府政治职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某些乡镇的工作重心还在片面性强调“农村稳定”,也有些地区则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借口,对“脏、乱、差”的社会风气和“黄、赌、毒”的丑恶现象熟视无睹,对车匪路霸麻木不仁,对危害农民、集体、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职能转变滞后的第二种也是更为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地区的政府没有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转变职能。不能不看到,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上,其中有些原来潜在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如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过分介入农村经济的微观运作层次,相对忽略了宏观管理的职能;地方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忽略、扭曲或者放弃了公共管理方面的职能ordm;;地方政府行为中带有过分明显和直接的地方利益动机,在不同程度上与其他方面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对一些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二)农村基层政府条块分割、职能不全。十多年的分权让利改革虽使乡镇政府拥有了较大的管理权,调动了乡镇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但下放给乡镇的权力又受到条块分割的严重制约。据我们调查,除个别贫困地区县直有关部门派到乡镇的“几大员”之外,其余多数地方的县直部门都在乡镇设有分支机构,如工商所、税务所、公安派出所、交通管理站、供电站、农技站、经营管理站、物资供应站、煤炭管理站、仪器站、防疫站、文化站、文物站、邮电所、粮管所、信用社等十多个机构。乡镇政府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不能过问,对其人员无权管理,难以协调有关单位之面的具体工作,更严重的是,难以纠正他们的卡农、吃农等行业不正之风,群众意见很大。
(三)政府行为不规范加重了农民负担。一些地区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推行政务时,不是依照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办事,而是搞“人治”,凭“经验”办事。据我们调查,有的地方提留公然超过国务院明文规定的“不得超过农民上年纯收入5%”的规定,已达到15%、25%甚至50%以上。加上各级政府机构臃肿,超编现象严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结果造成超编的费用大多转嫁到农民头上。
(四)以脱离实际的经济数字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领导的政绩。许多地区都把数字指标,特别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当作衡量县、乡领导政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重要标尺,实行所谓数字化管理。这种数字化管理方式严重脱离各地实际,束缚基层政府的自主权。由于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层层制定的,并且还要逐级分解,落实具体任务和责任到人,这只能迫使他们弄虚作假,形成“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恶性循环,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不得不都用在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及应付各种检查评比中,难以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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