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语境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重塑.pptVIP

“信息性失灵”：官僚主义、决策信息失真 “寻租性失灵”：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 “情感性失灵”：好心办坏事 “能力性失灵”：政府管理者不一定是“专家”，是专家不一定有能力 在深化改革中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 质量增长 和谐 共富 民生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当前的中国，主要应是政府进行主动调整，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存在着财权上收而支出责任下移的趋势，县乡（市区街道）基层财政日益困难，对中央、省、市转移支付拨款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未来应侧重深化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措施。当前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土地财政的问题；二是财政资源的歧视性分配和特权分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特权是合法的权力滥用----出行开道，腐败是非法的权力滥用，反腐败必然要触及特权。） 特权经济 中国的税制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的２０％左右，比较正常，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非税收入过大。比如土地财政就是巨大的非税收入。各种罚款也是非税收入。税制改革的重点是把间接税（消费税等）变成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具体包括遗产税、财产税、固定资产保有税等）。 中国税收制度是世界上最挚爱资本主义的制度了，主要对劳动和消费征税，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征税。 ——华生 唐代（宰相）杨炎：“财赋者，邦国之本，如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财税体制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财税关系 财税体制改革，说白了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税利益格局的调整，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政府利益，即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里就有一个分配哲学的问题，即是“放水养鱼”还是“竭泽而渔”。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 1994年以来，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运行陷入困境，在全国财政收入强劲增长、地方财政总收入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层级高端（省、市（地））在全部财力中所占比重上升，而县乡财政困难却凸显出来，其财政资源不足以满足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反映最为强烈。 “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尴尬，“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地方政府常常是“有限权力，无限责任”，特别是在GDP崇拜和相互攀比的政绩观驱动下，地方财政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和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进而使得“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断累积。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是当务之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属于全国性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由中央管理，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属于面向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强行政活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事务，要区别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分清主次责任。 首先，要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交叉或重叠的事权进行明确细分，坚决避免“中央请客，地方埋单”。 其次，以法律或法规形式明确规范各级政府事权。 再次，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安排重心适当上移。要适当减少县乡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赋予省级政府与其财力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服务的支出重心适当向省和中央上移，让省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要对现阶段各级政府事权划分标准进行统一，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应基本按照公共产品的属性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一是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2013年起放开电煤价格）；二是建立一套与新兴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政策体系，包括相对独立、专业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责、权结合的财政预算制度；三是改变过去政府强力动员资源直接支持生产、出口与投资的做法，转向鼓励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中国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所谓经济风格迥然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成熟市场国家，民营企业的准入作为常例不设禁区，不准予进入只是例外。国有企业的准入是例外，需要立法批准。国有企业不与民争利，其职能是列举的，只是在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之外发挥辅助性支持的作用，也就是遵循辅助性原则。而现实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可以呼风唤雨，所向披靡，不受辅助性原则的约束。 建立和维护一个面向绩效的竞争秩序。中国总体上还缺乏这样一种竞争秩序。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