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农业开发.docVIP

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 陈伟明1,戴　云2 (1.2.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出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的内容与特色, 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常常不得不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其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也正是如此。对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关系,本文作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生态环境;台湾;少数民族;农业开发 共同的生活地域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文 化发展态势。因为民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农业生产开发更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民族生活方式与生产习惯的形成, 除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外,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开发相对较晚的少数民族,生态环境的制约有时更起着主导的作用。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发展一直相对迟缓。17 世纪以后,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出于殖民的需要与目的,着意推动台湾农业经济的开发。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 更大力发展农业。随着清政府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管理,大批汉族移居台湾,他们带去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推动了台湾地区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台湾少数民族普遍起点较低,尽管在外来因素的推动下有了相对较大的进步,但始终未能扭转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总是不断自我调节,自我适应生态环境的主导作用,形成自己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直到在清代中、后期,生态环境仍然 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带来深刻的影响,台 湾少数民族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仍相当有限。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内容及其特点,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一、渔猎经济 明清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且多聚居于山地丘陵,渔猎经济成为他们 的重要生产方式之一。台湾少数民族的粮食生产与主食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渔猎经济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粮生产与主食消费重要的途径与补充。如噶玛兰地区,诸番耕种田园,不知盖藏,人各一“ 田,仅资口食,割获连穗,悬之室中,旋舂旋煮,仍以镖鱼打鹿为生,其耕不知时候,惟视群木萌芽为准。”〔[1]〕而台湾地区的生态环境更为渔猎生产方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一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湿热,山高林密,植被茂盛,杂草丛生。清初,台湾西部地区还分布着广大的热带森林草丛。“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复劲,弱者蔽肩,车驰其中,如在地底。”〔[2]〕天然生态植被仍处于原始状态。另一方面,在台湾生态环境的生物链中,大型肉食性动物较为少见,也为适合人类捕猎的小型个体野生动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据记载:山无虎,但有豹,但“ 不噬人,故鹿、麝、獐、麂之属,成群遍野,莫为之害。”〔[3]〕这为台湾的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的渔猎资源,为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生产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温床。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渔猎生产,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其一,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渔猎经济,除了个别在深山老林中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单一的渔猎经济维持其生产生活外,其他一般常与粗放农业相结合。北路诸罗番,“崩山八社所属地,横亘二百余里,高阜居多,低下处少,番民择沃土可术日渐普及,台湾少数民族要想继续保持单一的也不可行。生态环境随着,既没有出路渔猎经济, 经济开发的加强,其封闭性和原始性逐渐减弱,野生动物资源日渐减少。台湾少数民族也仿效汉人,兼营农业。清人竹枝词有谓: “年年捕鹿丘陵上,今年得鹿实无几,鹿场半被流民开,执麻之余兼执黍,番丁自昔亦躬织,铁锄掘土仅寸许,百锄不及一犁深,那得盈宁畜妻子。”〔[5]〕生态环境可以为台湾少数民族渔猎经济提供保证,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单一的渔猎经济模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逐步走向渔猎与农业兼营并重。乾隆二十八年, “昔年,近山土番鹿场,今则汉人垦种,极目良田, 遂多于内山捕鹿。”“鹿亦渐少”。〔[6]〕渔猎经济的衰退,除了社会文明风气不断开化外,乃与生态环境的演变息息相关。所以,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始终带有渔猎经济色彩。如诸罗县, “大肚社番,庄名大眉者,每岁东作时,众番请大眉出射,稼辄大熟,鹿、豕不来损伤,箭所不及者,稼被残损,少获。”〔7〕这也是生态环境在台湾少数民族生产民俗与心理上的具体反映。 其二,台湾少数民族的渔业经济也颇有特色。台湾四面环海,内陆河流密布。有些民族散居于台湾外岛,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更是以渔业为生。如澎湖地区:“澎湖地瘠,仅产山芋,民人以海为田,以渔为利,布帛、菽粟取资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