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尔斯电报开始.docVIP

从莫尔斯电报开始 莫尔斯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随后，美联社成立。社会生活因此发生改变是必然的，其改变的巨大不会亚于社会革命家对世界的改变。古典主义者对于新技术的出现总是疑虑重重，波兹曼提到梭罗对此的忧心：“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梭罗的忧心自有道理，但除了百日咳以外，大洋两岸的人们还是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可以也应该交流的，譬如普世价值。先得有了交流的条件，共同关怀的问题随之便会发生，毕竟其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有些年头了，而整个欧洲大陆正革命频仍。就在莫尔斯的梦想开花的那个年代，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那很惨烈，“王土”的稳定被击穿了，古代结束，近代开始。 １９６９年我去当学徒工，学的就是莫尔斯改变了世界的那个东西。 莫尔斯的发明很简单，就是利用电流的接触与断开，形成一短一长两种声响，然后将这两种声响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代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０到９十个数目字，便可以隔着空间嘀嘀嗒嗒传递信息了。汉字博大精深，太复杂，不能这样直接传递，我们的前辈就用十个数目字再次排列组合，四四一组代表一个方块字，于是中文电报就得多有两道译电的麻烦。要背熟那么多的数字组合等同于要学会另一种文字，耗时费力又无趣之至，这也是我热切期待文字改革的一个原因。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种一元的形态，一切的通讯传播工具都是国有的，完全由国家控制，或者可以说直接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财产都要消灭，私人拥有传播工具更不能想象，那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事，以一元的逻辑去看，那里肯定是乱成一团，堕落得不成样子。但自由经济有多元的动力，它可能源自任何个人，新的发明便随时可能从预料不到的地方冒出来，而一元的社会就基本没有这种可能，所有资源都在国家手里，向前向后都只能由国家推动。 一个世纪以来，许多闻所未闻的事物“舶来”而登入我们的国度，譬如新闻纸。现在更有了舶以外的另一条道路，谁能知道有什么样的事物会乘无线电而来呢。如同我们的国门是被迫打开的一样，我们对现代通讯传播工具的接受也是被迫的，动力自然也有，民间信息需要流通，但对于万事围绕一个中心的国家来说，更大的动力是便于国家统治。 １９７０年代，中国大中城市的电报通讯主要已经是靠电传机。莫尔斯电报已经退到了边缘，只是一些通往比较边远的、业务量小的线路还在用。它们缩在巨大的机房一角，与电传机的机械化程度相对，被称为“人工”。这些都是需要铺设实体线路的，在严格的国家规划之内，很容易控制。 古老的莫尔斯还有一个用途是无线电台，以防备那些娇贵的线路遭到破坏，战备是那时的支柱性思路，无论讲什么道理，总之会归结到世界上有无数的敌人在算计我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思路有凝聚力，容易使各色人等万众一心。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们自家的特有思路，直到后来看到９·１１事件发生，美国总统布什立刻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自己变身战时总统，随之就要限制公民的种种权利，我才知道统治者都喜欢这一套。在非常的状态下，很容易使个人交出自由（如果有的话），让位于国家目标，而统治者的权力很容易膨胀，并且直接成为国家利益的化身。但不同的是，在民主机制较为完备的地方，统治者的欲望容易遭到限制和抵制，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没有路径形成抵制。直到十几年后我离开那里，打仗是一次也没遇上，台风洪水和地震的破坏倒有几次。 配备了无线电台，就比较难控制，于是戒之以条条禁止。可带上耳机发现天空有那么多的道路，禁不住就想越过那些禁止。我低估了禁止后面的搜捕之网，结果“收听敌台”就成了我后来遭殃的罪状之一。那都已经是１９７７年了，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已经在太空唱了好几年《东方红》，国家一面有如此强大的动力发展国力，另一面又有如此强大的动力对个人实施禁止。说起来悖谬，但同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说人造卫星，那是１９５７年苏联首先发射成功的（虽说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便于通信），同样是这个苏联，到了世界广为应用卫星通信的１９８０年代，却还在对自己国内使用传真机的人进行严格控制，马丁·吉尔伯特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中说到一个细节颇为滑稽，莫斯科大学每天下班时校方都要把办公室的传真机拆除，以此实施这类禁止。 波兹曼主张“媒介即认识论”，这主张很有文化的深度，但以我的体会，认识论还有别种更有效的生成方式，譬如意识形态全面覆盖的方式。而同一种媒介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广播来说，既可以生成希特勒式种族狂热的认识，也可以生成罗斯福式炉边夜话的认识。一如戈培尔所说：“由于广播的作用，我们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若干年后，却由于西柏林架起的广播电台，催生了东德人叛逃的思想。法国人让－诺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