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大师--大学教育与学术创新的中坚.docVIP

书院大师--大学教育与学术创新的中坚 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书院是在官方控制、行政介入、为科举应试服务的现实中艰难地生存，而这对书院理想——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内容相对独立形成了巨大挑战。书院大师们凭借其博大的胸怀、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洞悉把握书院发展规律的睿智来迎接现实的挑战，使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德业双馨的教育家　　 书院从诞生以来，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发展，但从未被正式列入官方的教育系统，因此缺少以官方为背景的制度性保障。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论则是决定书院前途的关键因素之一。　　 岳麓书院是北宋的著名书院之一，她之所以能声誉雀起，与山长周式密切关联。周式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担任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婉拒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蔡元定佐之为妖”。面对郡县差役的抓捕，蔡氏神情自若，毫无畏惧，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子弟百余人为他前往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蔡元定并未放弃学术传播，他坚持授徒讲学。当有人劝他为保全自己而谢绝生徒时，蔡元定说：“生徒远道来求学，怎么能将其拒之门外呢？如果有祸患，亦非闭门静坐就可以避免的。”　　 书院大师们的道德修养还表现在对待书院教学的态度上，朱熹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基本上都是在书院完成的，书院教育成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职南康军时，每遇闲暇都会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与书院生徒一起探讨学术，毫无倦色。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主讲苏州紫阳书院16年。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具备高尚的人格，还必须是一位能洞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家。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吴澄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澄酒肉俱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1]。吴澄曾长期在XX临汝书院求学，学成之后又创建、修复了多所书院，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对书院发展、演变及其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有着深刻了解，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实践提出了较为丰富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吴澄将因前一种原因产生的书院等同于私学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而将因后一种原因的产生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由于这两种类型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私人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为改变元代书院发展的状况，吴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书院理想理论。他认为属于乡党闾巷类型的书院应以社会教化为理想，着眼于儒家学术的推广与普及；而对于讲习式书院，吴澄认为这类书院应当以开展学术研究、创新儒家学说、弘扬儒家学说为己任。　　 二、勇于创新学术的大师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但凡是在学术创新上有贡献的书院大师不仅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多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执著于学术创新的信念。　　书院与学术的真正结缘始于二程。程颢、程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的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崇宁元年（1102年），年已七十的程颐在与高足杨时通信时还说，自己是大多数时间是在伊川书院。而在他的一生中，学术著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六十岁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其著作大部分是在伊川书院完成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XX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研究大多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完成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工作，自乾道五年（1169年）创立寒泉精舍之后，他在此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等著作。此后，朱熹在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继续进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宣讲。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