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簋与唐伯侯于晋》，朱凤瀚，《考古》，2007年第3期-先秦史研究室.docVIP

公簋试读 王泽文 按，原文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一輯(線裝書局2008年，第227至238頁)，現節選部份內容。 朱凤瀚先生在《考古》2007年第3期发表《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介绍了一件新见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公簋，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从朱先生释文）“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公簋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学勤、李伯谦、林沄、孙庆伟等诸位先生随后撰文讨论。此外，有多位先生在专题会议上也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文谨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点补充看法。 一、公簋的形制与纹饰 略。 二 公簋“唯王廿又八祀”所属王世 朱凤瀚先生首先将公簋和簋进行比较，认为就形制纹饰方面而言，属于商末至西周早期；接着考虑到铭文内涵与字体，应归于西周早期；若再从铭文书写形式看，应当属于西周早期中段时，具体而言，应即西周成王、康王时期。对公簋所属王世的讨论，主要依据铭文及相关金文和传世文献。朱先生分析了公簋的纪年属于成王或者康王的两种可能性。李学勤先生将公簋的纪年置于康王。李伯谦先生则认为将公簋的纪年理解为成王纪年更为合理。 笔者目前倾向将公簋置于康王世的意见，理由如下。 如大家已经揭示的，传世文献关于晋国早期历史的史料记载多表明燮父事康王。《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国右尹子革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 据古本《竹书纪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吕伋即位当在康王时，与《左传》互相印证。而且，今本《竹书纪年》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明言唐迁于晋是在康王世。 李学勤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提到丹徒烟墩山M1所出宜侯夨簋。宜侯夨簋记载虞（吴）侯迁侯于宜，铭文中有“珷王”、“成王”，器当作于康王时。唐兰先生曾结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以及《左传》哀公四年记载等相关材料探讨了康王时的封建，认为是西周初期除武王、成王时以外的的第三次大封建。并举邢侯簋为例，说明凡、蒋、邢、茅、胙、祭六国，可能是封于康王时。 据《元和姓纂》“贾，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于贾，后为晋所灭，以国为氏。又云，本自周贾伯之后。”《广韵》“贾，姓也，出河东，本自周贾伯之后。”《通志·氏族略二》“贾氏，伯爵。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此。同州有贾城，即其地。或言河东临汾有贾乡是也。为晋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又晋既并贾，遂以为邑。”，如果材料有据，可知康王也曾对唐的封建有所调整。 结合上述金文及传世文献中关于康王时的封建的背景材料，将公簋铭所记“王命唐伯侯于晋”置于康王时是合适的。 宜侯夨簋属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所分的簋的I型2式，类似的还有康王时的荣簋。关于丹徒烟墩山M1的时代，有不同意见，笔者同意其属于西周早期康、昭时期的论断。宜侯夨簋虽然和公簋形制有别，但其腹部纹饰和公簋的颈部纹饰基本相同，其圈足的纹饰和公簋的圈足的纹饰也基本相同。从形制纹饰方面考虑，将公簋置于康王时，也是可以的。 前面所举直棱纹圈足簋诸例，有些是晚近发现或经科学发掘而得，尤其是一些墓葬，还有同出的其他器类组合。结合这些材料，也有助于说明公簋此类形制纹饰可以晚到康王时。试举三例说明。天马—曲村遗址M6127同出有一件鼎（M6127：2），立耳，深腹，稍显倾垂，柱足，口沿下一道弦纹，接近宪鼎（《分期断代》鼎46），属于《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所划分的Ⅳ型3式。《天马—曲村（1980—1989）》将该遗址随葬青铜礼器的47座墓葬分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六段，M6127归于第一段，大体与康、昭时期相当。定为康王时的甘肃灵台白草坡M1，也同出有类似的圆鼎（M1：5），立耳，敛口，鼓腹，三柱足，颈部饰弦纹，可惜器残，没有图像。与宜侯夨簋同出立耳柱足鼎，腹已显倾垂，朱凤瀚先生认为相当于西周铜器二期昭王时。 前面提到的河南鹤壁庞村西周早期墓葬也同时出土有器物组合，也属西周早期风格。 笔者倾向于将公簋的纪年置于康王世，还出于一个考虑。如果把公簋置于成王廿八年，假设成王只28年，则燮父至少在此之前已即位，其后还要历经康王至少26年、昭王20年，最少活到穆王初年（晋侯墓地M114是晋侯燮父之墓，墓中所出甗的纪年已经到昭王十九年）。 这样推算，燮父的在位年数至少接近50年，稍嫌过长。邹衡先生曾分析《晋世家》及《左传》有关记载，认为唐叔虞是周成王时就封，则其在位可延至周康王。 附带提及，涉及康王年代的纪时材料，有小盂鼎、庚嬴鼎及《汉书·律历志》引《毕命》篇，三条历日材料不能同时相容，原因复杂。从行用的历法方面看，北赵晋侯墓地M114所出叔夨方鼎纪时“十四月”就反映了当时的未知情况。 三 公簋铭文内容解读 关于“唐伯”的称号及有关问题。 铭文有“王命唐伯侯于晋”，朱凤瀚先生以为燮父在侯于晋前称唐伯，王命唐伯为侯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