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镶玉的华夏起源.docVIP

金镶玉的华夏起源 　　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用“白玉为堂金作马”形容大清朝贵族的奢华生活，让象征玉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象征金的女主人公薛宝钗，结成“金玉良缘”的一对，让这自古的中国便“金玉满堂”。 　　中国第一位哲人老子，用四个字形容物质财富积累的峰巅状态，叫“金玉满堂”。可见，金玉之组合在华夏文明中所蕴内涵的，既代表顶级的物质财富，又能体现无比高贵的精神价值。如果说要探究金玉组合的由来，可以按照物的叙事原则，上溯到老子时代以前很久，甚至是前文明的史前期社会。按照古汉语的用例，“金”原用来泛指金属，可以包括金银铜等各种贵金属在内，所以铜器铭文就叫“金文”，青铜又称“美金”。铁的颜色不艳丽，获得“恶金”之名。银叫做“白金”，真金叫“黄金”。《山海经》一书记录着熊山等八座山出产白金；云山等二十九座山出产黄金；同时还记载有一百多座山，出产金银铜，有一百四十多座山出产玉，其中有十四处山或水出产白玉。 　　先秦时代的奢侈品 　　若疑惑古代，究竟是金、银、铜更贵重，还是玉石价更高？有《管子》一书提供的重要线索：《管子·轻重乙》假托武王与癸度的问答，说到贵重物资贸易的轻重等级问题。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在癸度的这个排序中，珠与玉并列首位，金列第二位，刀布列第三位。因为前二者的出产地距离周王朝距离十分遥远。对照以下《尚书·顾命》中叙述的西周初年国家重宝，则基本上皆为各地出产的玉石之类，包括越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金属，好像周初时期以玉独尊的情况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就华夏文明而言，后起的贵重金属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攀附上更古老的美玉的呢？对此，文献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解答。 　　解读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为重新进入我们所未知的远古华夏文明世界的不二法门。其知识创新意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摧枯拉朽，别开生面。特别是在对汉字产生的早期和古文字时期的文化传统了解后，物的叙事正在充当正宗的主导性叙事范式。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范式，擅长在文字记录之外去寻找对象，这对国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有积极作用。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样化；其次是阐释与证明方法的多样化。笔者从国学方法范式革新的立场，将考古学和博物学研究融合进来，提出“四重证据法”，并尝试运用到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若要说明金玉组合的发生之谜，目前比较有利的实物证据是铜镶玉石或镶绿松石的史前文物，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原型标本。 　　国学传统是以传世文献和经典解释为绝对核心而展开的，器物之学虽然自宋代就有萌芽，但是直到今日也还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根本不能和经史子集四类文献相提并论。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以实物发掘为主的新式研究传统的人，是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是当年北洋政府外聘的地矿顾问。安特生（仰韶文化之父）能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址的初始发现者，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就很好地说明了器物和文物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不可能在国学自身传统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借助于西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登场，才得以在现代中国学术中扎根、开花、结果。 　　华夏文明 二里头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号称“华夏第一王都”，那里发掘出距今3700年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所在。二里头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一种镶嵌绿松石铜牌，应是金玉组合在华夏文明发生期的雏形。早在1942年，此类型的青铜牌饰就已被盗掘并经过文物商转卖到海外文物市场。其制作年代和出土地点则不明确。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编号M4墓葬中发掘出第一个镶嵌绿松石铜牌，世界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同类牌共9件才得以弄清其由来的真面目。至1987年，共发掘出完整的铜牌饰3件，损坏1件。在发掘简报中笼统称之为“兽面铜牌饰”，未做具体的图像学分析考释。后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甘肃天水也报告说有出土的夏商之际的铜牌饰4件，被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远方传播的产物。目前世界各博物馆共存有同类出土铜牌15件。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少量藏品，不同层次的仿制赝品则见于各地文物市场上。 　　李学勤在《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中说：“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小件的工具和饰物，而且还有较大的礼器和兵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这开启了中国青铜器长期普遍使用这种铸造方法的传统。”又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工艺水准，还表现在其装饰技巧上。这时已经有很精湛的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其代表是一种束腰的长圆形牌饰，已见有十件，其表面都满嵌绿松石，构成美观的饕餮纹。这评语点